多少次當我問起病人的抑鬱或者躁狂症狀時，他們總是告訴我：“是的，但我是因為……因素才抑鬱的”，或者“我只有在真正對一件事情感興趣的時候才會躁狂”。有很多次，我看到精神科醫生輕描淡寫地做出情緒障礙的診斷，認為疾病與心理壓力有關。
一些針對精神病學的批評者，特別是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站在一個看似博學的位置說，精神病學只是簡單的為患者做出診斷，比如抑鬱症，而忽視了生活中導致這些疾病的原因。多少次我們聽到這樣的批評：精神病學已經為所有日常生活行為貼上了醫學的標籤。這種批評一點不假但僅僅說對了一半。我們確實會做出一些過度診斷，這種情況早於當代生物精神病學還原論之前就出現了：一個世紀以來，即使僅需要進行生物學的簡化，精神分析學家仍然將其過度歸於病態。
這些批評和觀念的問題在於反映了人們對於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很深的誤解，甚至比我曾經探討過的關於生物和基因的誤解還要深得多。對於心理學和精神病學來說，沒有比這些誤解更糟糕的事情了。這個問題是顯而易見的，總有一天會被提出來。
這些心理學判斷大部分是基於常識。但是如果常識可以解釋所有事情，那我們的病人就應可以自己診斷了，或者由家人和朋友診斷。一旦病人跨進了醫生的診室，那麼這些常識就已經無效了，也就沒有必要繼續使用這些常識。
大批有關生活事件和抑鬱的文獻資料表明：絕大多數的抑鬱發作，都在一個可“引起”抑鬱的生活事件之前出現。所謂的生活事件都有哪些呢？和配偶、老闆、孩子的關係問題？還是財務問題？抑或是其他疾病？如果說是這些生活事件導致了抑鬱症，但誰沒經受過這些煩惱呢？我們面對的問題不是為甚麼這些事件導致抑鬱症，而是它們為甚麼不讓90％的人抑鬱？大多數人是從未體驗過嚴重抑鬱發作的滋味的。
顯然，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影響抑鬱的發病。與哪些心理學家所“希望”的不同，生物學因素影響抑鬱的發病。
這一心理謬誤的終極證據是：裂腦試驗。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一些嚴重癲癇患者接受了胼胝體切開術治療，這種手術可以防止癲癇發作從一側大腦半球傳入另一側半球，因此避免了全身性抽搐。這種手術為一些有趣的神經心理學研究提供了便利。
通過向一個右利手患者的左眼視野展示一張圖片，比如一個正在打電話的女士，研究人員可以檢測患者如何描述他所見到的圖像。因為信息不能從一側大腦半球傳入另一側（大部分右利手的人語言中樞在左腦）。在這個試驗中，患者會描述與圖片不同的景象。但是如果要求患者演示她所看到的場景，她就會用左手拿起電話。這表明她接受到了信息，但是不能表達出來。
更重要的是，患者不是簡單地承認她說不上來，而是虛構出了所“看到”的場景！這個虛構過程是人腦所為。這項課題的主要研究者AsGazzaniga說，大腦是一臺將所見合理化的機器，會提出每件事情的解答。有時我們是正確的，有時不是，在面對一種情況的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的判斷是否正確。但是我們總是可以根據過往的經歷給出連貫而有邏輯性的解釋，但這並不是事實，“我們當然可以解釋，我們總是可以解釋”。
但有時根據“常識”做出的解釋是錯誤的，尤其是有其他的因素影響時，比如生物因素，或者疾病。
心理社會生活事件可以影響抑鬱發作時間，但是對於抑鬱反覆發作的患者，生物因素是引起易於反覆發作的根本原因。這就是為甚麼同樣的生活事件，可以引起10％的人發生抑鬱，而不會引起另外90％的人發病。這就是為甚麼我們要謹慎對待精神病學概念而且將生物學因素考慮在內的原因，而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