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是当今影响人类健康的最严重疾病之一，其症状和体征复杂多样，通常分为阳性、阴性、认知、情感和运动等多个症状。目前，精神分裂症还不是一种可预防的疾病，然而针对超高危期(UHR)人群实施有效的预防措施，努力减少危险因素，可能有助于降低其发病率。早期评估和干预艰难但却十分重要。本文综述精神分裂症的早期预防与干预的研究进展。
早期预防
初级预防针对所有健康个体，以减少新发病例为目的;
二级预防和早期干预应用于识别和治疗患者疾病的早期迹象，即发病前的和有前驱症状阶段，目的是阻碍疾病的进展;
三级预防是指采取措施防止受疾病影响的个体丧失能力，减少复发、疾病所致的社会和法律问题和相关自杀率。精神分裂症早期预防和干预具有积极的意义。
普遍性预防
尽管尚未明确哪些风险因素应该纳入精神分裂症的普遍性预防范畴，但报道显示，某些危险因素可增加精神分裂症发病的可能性，并得到普遍公认。
这些风险因素包括：生物学指标、易感基因或神经心理异常。
挪威和丹麦进行的一项研究证实，通过学校、全科医生、大众传媒向大众普及识别精神病症状和体征的知识，能缩短未经治疗精神病持续时间(DUP)(即从发病到治疗所需的时间)。
其他普遍性预防的实例包括指导育龄期妇女做好产前护理，减少产前和产后的危险因素等;以及改进公众卫生措施，减少违禁药物的使用等。最近，饮食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例如多不饱和脂肪酸及维生素D 在预防精神分裂症进展中的作用引起关注。
选择性预防
也称作有针对性预防，即针对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危险因素。
这些危险因素(环境和基因因素)都是经逐一筛查获得。有报道，多个环境因素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危险增加有关，包括产前感染或营养不良、围产期并发症、冬天出生、缺乏家庭环境的有效保护、儿童时期经历身体和性虐待、生活环境的城市化程度、吸食大麻、失业、婚姻状况以及迁移等。
遗传因素和基因- 环境交互作用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的相关度可能为80％。研究表明，家庭成员患有精神分裂症会导致家族中该病的患病率显著上升，如Keshavan等报道，与正常父母的孩子相比，父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子代在童年后期与青春期精神行为异常的发生率有所增加。但尚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基因变异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确切相关，所以其所具有的诊断意义尚不明确。
指向性预防
指向性预防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早期识别精神疾病的特征性症状及体征。精神分裂症早期症状包括轻微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认知障碍与运动障碍，某些学者称之为“超高危期(UHR)”。由于许多高危个体最终并没有发展为精神分裂症，第五版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DSM-5)提出“轻微精神病综合征(APS)”来描述这个概念。
然而，DMS-5认为，现有的数据不足以建立充分可靠的、足以应用于临床的评估APS标准。因此，需进一步研究明确APS这一概念。
如上所述，UHR并无特异性症状，因此很难预先识别，对该阶段的认识主要通过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回顾性研究获得。研究表明，运用UHR 可识别易患精神分裂症的人群。不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UHR 受试者人群，1年内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临界状态者超过三分之一;随访10 年时，发展为精神分裂症的比例接近70％。
也有研究表明，UHR人群中以阴性症状与认知障碍为主的个体发展为精神分裂症的概率更高，这些特点有益于UHR 的早期识别。
回顾性研究发现，三种预防干预措施中，成本效益最佳的是指向性预防。这种方法更为有效且更符合伦理规范，总体不良反应更小。因此，临床大部分的预防措施集中于有前驱症状的个体。对存在精神分裂症及相关前驱症状的个体而言，干预措施可适当减弱和延迟。
早期干预现已应用于存在精神病前兆或前驱症状的个体的指向性预防，针对确诊精神疾病患者的、改善预后的治疗措施，以及对未接受治疗的患病个体的识别这三方面。
早期干预的研究进展
早期干预有助于降低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发病率和致残率。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早期识别方法，精神分裂症的诊断通常是患者出现特异的精神症状后才能确定。这无异延长了DUP，而较长的DUP代表着相对较差的治疗结果。另一方面抑郁症和自杀风险也增加，可能增加药物滥用和违法行为，提高治疗的费用。
多项针对UHR 的早期干预研究先后报道。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建立的早期精神病预防干预中心(EPPIC)进行的个人评估和危机评估服务(PACE)是世界上首项基于精神分裂症早期评估、治疗干预的研究。研究针对UHR 人群进行PACE 评估，即针对处于精神病高危状态的人群开展评定和干预。制定了第一个用于评估UHR 的工具，即危险心理状态综合评估(CAAR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