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帕金森病是最常见的神经变性运动障碍性疾病；帕金森病的临床谱延伸超出了功能失调的运动控制，非运动症状是疾病的初期症状，比首次典型运动症状出现要早很多年。特发性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一种特征为特发性快速眼动睡眠期肌肉张力消失的深眠状态，似乎对与帕金森病风险增加有关的所有非运动症状有最高的预测价值。Iranzo及其同事报告了44名睡眠行为障碍患者的长期随访结果。自诊断后对患者进行了平均6年的随访（RBD首发症状主观回忆后进行随访12年），82％的患者临床上确定转变为1/4的神经变性综合症，其中36％为帕金森病和32％为路易体痴呆。重要的是，在三个病例验尸后这些临床诊断得到证实，即与特发性快速眼动张力缺失调控相关的脑干核也记录了神经元损失和路易体病理。显然，该发现增加了如何定义帕金森病的基本问题。
当前帕金森病诊断标准通过越来越多的证据不仅带来疾病有早期运动前阶段的可能性，而且通过不同病理与一些确定的帕金森病基因类型相联系，近期，专家组围绕该问题进行了讨论。鉴定帕金森病病理的生物标志物暂不可用，但人们正试图努力确定候选物。当提及疾病缓和疗法时，在基于确定的诊断标准之前更早诊断帕金森病似乎非常需要。不幸的是，这种治疗仍然是一个模糊的目标，2013年发表了另一个阴性的疾病缓和试验，延迟启始设计未能发现较早或较晚使用多巴胺激动药普拉克索治疗时运动结局的不同，用统一帕金森病评定量表进行了评估，纹状体中多巴胺转运蛋白结合减少是用I-FP-CIT SPECT进行的评估。
通过植入电极进行丘脑底核深部脑刺激已经成为一线治疗，用于那些使用药物治疗不能达到良好运动控制的患者。几个精心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对于平均病程为12年的持续性帕金森病患者，深部脑刺激的有效性和优越性超过了最好的治疗。神经刺激干预是否能改善生活质量与病程的早期运动症状，近期于EARLYSTIM试验中进行了评估。研究人员随机分配了251名左旋多巴诱导的运动并发症（不少于3年）近期发作的患者（平均年龄为52岁，平均病程为7.5年），接受丘脑底核深部脑刺激加最佳医学疗法联合治疗，或者最佳医学疗法单一治疗。经过两年随访发现，与最佳医学疗法相比，早期深部脑刺激显著改善了患者的生活水平、运动障碍、日常生活活动和左旋多巴诱导的运动并发症。
曾有人称，运动并发症首次出现之后就应立即考虑深部脑刺激。这一概念好像为时过早，有几个原因：因为高度选择了人群参加这项试验，代表大概不到专科中心医院所有患者的5％。在该试验中特别高的自杀率可能是一个额外的指示，患者不同于一般帕金森病人口。此外，患者的期望这一混杂效应很难在像EARLY-STIM的非盲法研究中分析。这一队列的长期结果将有助于阐明深部脑刺激对帕金森病患者早期运动并发症的益处。
对于所谓的非典型帕金森病症，例如多系统萎缩、进行性核上麻痹或皮质基底变性，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患者经历残酷无情的进展性病程，严重残疾并在10年内最终死亡。对这些神经变性状况的疾病缓和治疗的研究非常少，且进行的几项研究（主要在多系统萎缩）也失败了。在2013年，日本协会和国际调查者首次报告COQ2基因突变的潜在原因，该基因编码辅酶Q10生物合成所必需的酶，在两个多系统萎缩家族中发现。同一基因功能受损的突变与这一研究中日本亚群偶发的多系统萎缩有关，包括800多名患者。这些结果强调受损的线粒体能量代谢是多系统萎缩一个重要的致病途径和新疗法的潜在靶标。
基因测试现在可以鉴定遗传性运动障碍的无症状个体，如亨廷顿病或脊髓小脑共济失调（SCA）。TRACK-HD研究对298名预显个体和亨廷顿病早期患者最终的3年随访发现，为亨廷顿病的进展提供了不受年龄和CAG长度影响的各种标志物。对264名后代或患者兄弟姐妹的SCA1、 SCA2、 SCA3、或 SCA6,或有没有阳性基因进行了测定，该研究的基线数据已经报道，且继续随访的结果评估期待已久。这些观察性列队研究的结果不仅在将来亨廷顿病和脊髓小脑共济失调的临床试验设计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其他更普遍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微生物标记领域具有示范意义，例如偶发的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该疾病临床前期还没有可行的高度预测性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