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也是一種治療選擇

　　傳統的生物醫學模式轉化到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讓患者參與治療方案的選擇和決策已經成為現代醫學實踐的共識。患者的意見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決定性意見。所以，在面對徹底喪失治療機會的患者時，引導患者學會放棄，成為醫生的一項重要任務。
　　面對疾病，醫生常束手無策
　　主動選擇放棄的確很困難；而幫助別人作出放棄的選擇，就更加讓人情何以堪。很不幸，醫生就是那個經常要勸導別人作出放棄選擇的人。職業特點經常會把醫生推向這種尷尬境地，一次一次地勸慰患者放棄，這是一個做醫生的最艱難選擇，這表明了醫學和醫生在面對疾病情形下的束手無策，也是醫生的恥辱。
　　患者來自全國各地，多數都是四處求醫無果，甚至是已經被多次宣判“死刑”的沒有任何治療希望的患者。他們不甘心自己的命運如此悲慘，更不相信命運如此不公平，往往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在協和醫院，期望在這裡起死回生，有奇蹟發生。既然是奇蹟，就不是經常發生的。雖然協和醫院每天接診並治癒了大量的疑難雜症病人，但是也不是都能奏效。所以，在這裡可能被“終審宣判”的患者十分常見。
　　在我診治的不育症患者中，經常會面對那些已經沒有任何治療成功希望的患者，他們總是不甘心、不放棄。而我則經常成為這種宣判“沒有希望”的代言者。此時的我是痛苦的，也是矛盾的，內心的掙扎一點兒不比患者少。
　　幫患者放棄，也是一種關懷
　　有一天我收到一位患者的來信，從而對這種幫助患者選擇放棄有了新認識。信中寫道：
　　“李大夫您好！其實我並不是你的病患，但我仍然要給你寫這封感謝信，因為您救治的不是我們的病，而是我們的心靈……我們跑了幾家醫院都是同樣的答案（無法懷孕）。說實在的，我們都很痛苦，特別消沉……然而今天看到你跟一位病患說‘人生有許多有意義的事情，不見得僅是生育一件事’時，感觸良多。也許我們把心思花在事業上會更有意義……如果我們有幸能有小孩，我也要我的小孩以後能學醫，成為像李醫生這樣的。”
　　能夠遇到這樣通情達理的患者，最讓我感到欣慰。我理解患者的孤獨無助和痛苦絕望的心情，也常常為此而覺得愧對患者那一雙雙渴望而噙滿淚水的眼睛。但是醫學不是萬能的，對於某些極其艱難條件下的痛苦選擇，尤其是在已經註定不可能有任何結果的情況下，還不如學會放棄，可能展現給你的是另外一片廣闊天空。
　　這種放棄有主動和被動兩種方式。主動放棄者，由於不必遭遇進一步打擊而回避了許多災難，並且能夠積蓄精力和財力開始新的人生旅途；而被動放棄者，由於不斷面對艱難險阻，可能全身遍體鱗傷，甚至難以有勇氣直麵人生。
　　我親歷最多的是被動放棄的患者。一位患者發出的痛徹心扉的話語讓人難忘：“上帝不公平。我年輕力壯，甚麼都不比別人差，憑甚麼讓我絕後？”的確，絕大多數患者在面對類似的情況下都心有不甘，主動放棄者寥寥。而最終結果是，在他們經歷千般磨難後，往往是債臺高築、家徒四壁、心力交瘁，甚至家庭解體。
　　當面對一個已經沒有任何進一步治療希望的患者時，積極建議其摒棄不切實際的過高期望而選擇放棄，也應該看做是對患者的一種關懷。
　　與疾病抗爭，別違背醫學規律
　　被動放棄的醫生大有人在。個別醫生在已經沒有任何可能的情況下，仍然選擇不放棄，還在全身心努力地與疾病抗爭，試圖挽救患者，給他們及其家屬信心與支持，卻也難以為公眾接受。最典型的例子是國外一著名外科醫生，在為患者施行手術時的忘我境界和不放棄精神讓所有人都感到震驚，即使是在患者已經停止了呼吸和心跳、麻醉師一再提醒醫生該停止操作的情況下，仍然不能讓這位忘我的醫生受到任何干擾，手術被我行我素地進行著。經過幾小時後手術完美收官，但引發包括患者家屬和醫生在內的全體人員的公憤，最終也給自己帶來了法律的制裁。
　　在評價醫生工作的職能時，我覺得“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在安慰”這句話再恰當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