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式家庭治療認為，作為一個結構式家庭治療的治療師，首先要挑戰醫生的診斷，即使我自己就是醫生，在治療中，我也要挑戰我的診斷。下面結合筆者的一個實踐中的例子討論如何進行家庭治療。
這是一名我診斷為社交（以害怕上學為主）恐怖症的病人，家庭中有一個19歲獨生女，青春期後期起病，父親是成功的推銷員，在外地工作。患者以害怕上學為主要表現，治療開始時，第一次治療時母女倆兒一直為她不能上學而哭泣，她一上學就頭疼、胃疼，一到學校就想起不愉快的事情，無法堅持上學，這一個案表面上看與家庭無關，但當我挑戰了診斷，挑戰了學校引起的恐怖症狀，也就是考慮把個人的症狀引入到整個家庭的關係問題上的時候，奇蹟發生了，原來她每次在父親從外地回家時，軀體不適的症狀就會減輕，而且可以上學；可是父親一走，母親因擔心她會精神分裂，就默許她不去上學，也就是說，母親的軟弱才是她不能上學的真正原因。
我首先提升了母親的能量，開始要求母親儘量控制她的情緒，表現出她面對困難時的堅定，她很快成了我的協同治療師，從第二次治療開始，她已經能在女兒哭泣時，坐得很直，而不是全身前傾，表現對女兒的特別關注了。此後的治療中，我稍稍坐在女兒後方，鼓勵女兒直接與母親溝通，反覆強調她是一個19歲的青少年，並讓她站起來於母親比個子，暗示她已經長大，即提升了孩子的能量。當她在我面前表現出成熟的一面時，我提醒母親，她在她的面前卻像個孩子，隱喻她有成長的能力。由於父親遠在昆明，所以我只見了母女兩人，我有一個假設，是母女之間糾纏太緊，因為她們朝夕相處，父親則無法進入她們的系統，所以在第三次治療中，我試圖讓母親瞭解到，不能與孩子太接近，因為這樣，孩子就無法去面對外面世界，這不僅傷害了孩子，還使父母都陷入痛苦的深淵。在治療中，我故意顯得並不比家庭成員更能幹，讓他們感覺到只有他們自己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同時，還告訴她們，問題並不那麼嚴重，這樣就把家庭正常化起來。
當母親說孩子欺負她，還說其實孩子與父親是很親密的時，只是由於父親脾氣很大，孩子只是害怕父親發脾氣而已，我從孩子有兩個不同的父親入手，活現出家庭的圖景，原來父親是經常發脾氣的，母親則很傳統，是典型的中國婦女，逆來順受；實在忍不住時，就會哭泣，或者不理丈夫，這時丈夫的行為就會收斂一些，做家務或者哄妻子，但不久依然故我，這時，我起身於母親跳舞，並把家庭比喻成三步的舞蹈，丈夫發脾氣――妻子忍受――丈夫收斂，並問母親，她喜不喜歡這個奇怪的舞蹈。
從這個個案中大家可以看到孩子的問題往往是父母關係問題的產物，她痛苦地掙扎在害怕父母因為吵架而離婚的恐懼中，每次她一不能上學，她父親就必須從外地回來，她犧牲了個人，維護了家庭，巧妙地把父母拉在了一起；母親也正因為同樣的需要丈夫回來，才默許孩子不去上學。
要想改變家庭中這種奇妙的舞步，就要讓他們學會發展對其他家庭成員的新的行為方式，我一方面鼓勵孩子的成長，另一方面鼓勵母親的放飛孩子，在第五次治療中，利用已經成了我的協同治療師的孩子，提升丈夫的能量，要求他多與妻子溝通，使他能夠把妻子從女兒身邊拉回來，這樣就重整了家庭的結構，使夫妻之間建立在正常的家庭結構中應有的配偶同盟，並建立夫妻雙方與孩子的界限，分開父母在心理上與孩子的距離，促進孩子真正的成長，自己去面對困境。
在這個個案的治療後期，父母開始討論對孩子的教育問題，他們對孩子的要求很高，希望孩子考上重點大學，這時，我找到了治療進入第二階段的入口，也就是要把家庭的問題引入到整個社會這個大系統上去，也就是說家庭的小系統還要受到整個社會這個大系統的影響，由於社會的壓力，家庭不得不與學校聯手給孩子壓力，孩子生病也正是對這種雙重壓力的反抗與控訴，減輕這個社會大環境的壓力不是我作為治療師的責任，但是幫助這個家庭應對大環境的壓力卻是我可以做到的。我幫助孩子與父母一起深入的討論學習的問題，如何應對整個社會環境對於家庭和孩子的雙重壓力，讓父母和孩子聯手，因應他們共同的困難。
從這個個案中大家可以看出，如果我始終在家庭中保持中立的立場，同情家庭中的每一個成員，表面上看我做了很多，實際上卻會甚麼也沒做！我們從開始學習心理治療起，就開始學習如何保持中立，實際上中立的真正意思是：在治療中的不同階段，我們只會支持家庭中的一個人，但是從治療的全過程 結構式家庭治療認為，作為一個結構式家庭治療的治療師，首先要挑戰醫生的診斷，即使我自己就是醫生，在治療中，我也要挑戰我的診斷。下面結合筆者的一個實踐中的例子討論如何進行家庭治療。
這是一名我診斷為社交（以害怕上學為主）恐怖症的病人，家庭中有一個19歲獨生女，青春期後期起病，父親是成功的推銷員，在外地工作。患者以害怕上學為主要表現，治療開始時，第一次治療時母女倆兒一直為她不能上學而哭泣，她一上學就頭疼、胃疼，一到學校就想起不愉快的事情，無法堅持上學，這一個案表面上看與家庭無關，但當我挑戰了診斷，挑戰了學校引起的恐怖症狀，也就是考慮把個人的症狀引入到整個家庭的關係問題上的時候，奇蹟發生了，原來她每次在父親從外地回家時，軀體不適的症狀就會減輕，而且可以上學；可是父親一走，母親因擔心她會精神分裂，就默許她不去上學，也就是說，母親的軟弱才是她不能上學的真正原因。
我首先提升了母親的能量，開始要求母親儘量控制她的情緒，表現出她面對困難時的堅定，她很快成了我的協同治療師，從第二次治療開始，她已經能在女兒哭泣時，坐得很直，而不是全身前傾，表現對女兒的特別關注了。此後的治療中，我稍稍坐在女兒後方，鼓勵女兒直接與母親溝通，反覆強調她是一個19歲的青少年，並讓她站起來於母親比個子，暗示她已經長大，即提升了孩子的能量。當她在我面前表現出成熟的一面時，我提醒母親，她在她的面前卻像個孩子，隱喻她有成長的能力。由於父親遠在昆明，所以我只見了母女兩人，我有一個假設，是母女之間糾纏太緊，因為她們朝夕相處，父親則無法進入她們的系統，所以在第三次治療中，我試圖讓母親瞭解到，不能與孩子太接近，因為這樣，孩子就無法去面對外面世界，這不僅傷害了孩子，還使父母都陷入痛苦的深淵。在治療中，我故意顯得並不比家庭成員更能幹，讓他們感覺到只有他們自己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同時，還告訴她們，問題並不那麼嚴重，這樣就把家庭正常化起來。
當母親說孩子欺負她，還說其實孩子與父親是很親密的時，只是由於父親脾氣很大，孩子只是害怕父親發脾氣而已，我從孩子有兩個不同的父親入手，活現出家庭的圖景，原來父親是經常發脾氣的，母親則很傳統，是典型的中國婦女，逆來順受；實在忍不住時，就會哭泣，或者不理丈夫，這時丈夫的行為就會收斂一些，做家務或者哄妻子，但不久依然故我，這時，我起身於母親跳舞，並把家庭比喻成三步的舞蹈，丈夫發脾氣――妻子忍受――丈夫收斂，並問母親，她喜不喜歡這個奇怪的舞蹈。
從這個個案中大家可以看到孩子的問題往往是父母關係問題的產物，她痛苦地掙扎在害怕父母因為吵架而離婚的恐懼中，每次她一不能上學，她父親就必須從外地回來，她犧牲了個人，維護了家庭，巧妙地把父母拉在了一起；母親也正因為同樣的需要丈夫回來，才默許孩子不去上學。
要想改變家庭中這種奇妙的舞步，就要讓他們學會發展對其他家庭成員的新的行為方式，我一方面鼓勵孩子的成長，另一方面鼓勵母親的放飛孩子，在第五次治療中，利用已經成了我的協同治療師的孩子，提升丈夫的能量，要求他多與妻子溝通，使他能夠把妻子從女兒身邊拉回來，這樣就重整了家庭的結構，使夫妻之間建立在正常的家庭結構中應有的配偶同盟，並建立夫妻雙方與孩子的界限，分開父母在心理上與孩子的距離，促進孩子真正的成長，自己去面對困境。
在這個個案的治療後期，父母開始討論對孩子的教育問題，他們對孩子的要求很高，希望孩子考上重點大學，這時，我找到了治療進入第二階段的入口，也就是要把家庭的問題引入到整個社會這個大系統上去，也就是說家庭的小系統還要受到整個社會這個大系統的影響，由於社會的壓力，家庭不得不與學校聯手給孩子壓力，孩子生病也正是對這種雙重壓力的反抗與控訴，減輕這個社會大環境的壓力不是我作為治療師的責任，但是幫助這個家庭應對大環境的壓力卻是我可以做到的。我幫助孩子與父母一起深入的討論學習的問題，如何應對整個社會環境對於家庭和孩子的雙重壓力，讓父母和孩子聯手，因應他們共同的困難。
從這個個案中大家可以看出，如果我始終在家庭中保持中立的立場，同情家庭中的每一個成員，表面上看我做了很多，實際上卻會甚麼也沒做！我們從開始學習心理治療起，就開始學習如何保持中立，實際上中立的真正意思是：在治療中的不同階段，我們只會支持家庭中的一個人，但是從治療的全過程來看，我們會讓家庭中的每個成員表達他們的痛苦，讓燦爛的陽光照耀到家庭的每一個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