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狀腺癌為最常見的內分泌系統腫瘤， 依據美國癌症協會的統計為女性第5位常見的惡性腫瘤，為亞裔女性第4位常見的惡性腫瘤。甲狀腺癌分為四個病理類型：乳頭狀癌、濾泡型癌、髓樣癌和未分化癌。甲狀腺癌具有較高的家族聚集性，這種家族聚集性大體可分為三種類型：家族性髓樣癌、家族性乳頭狀癌、腫瘤綜合徵患者發生的甲狀腺癌。
髓樣癌是歐美較常見的遺傳性癌症，歐美統計約有20％的髓樣癌是遺傳性的，而中國人這方面的數據較少。遺傳性的髓樣癌可以表現為家族性髓樣癌、II型多發性內分泌腫瘤綜合徵（MEN2），髓樣癌起源於甲狀腺濾泡旁細胞，大部分髓樣癌分泌降鈣素，這是髓樣癌的主要診斷標記物。MEN2分為MEN2A和MEN2B，MEN2A患者包括甲狀腺髓樣癌、嗜鉻細胞瘤和原發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MEN2B患者包括甲狀腺髓樣癌、嗜鉻細胞瘤和其他粘膜和骨骼系統的一些疾病狀況，家族性髓樣癌患者類似MEN2A，但是缺乏其他非髓樣癌的疾病。 RET基因（10q11.2）的胚系突變是常見的原因，這種遺傳是以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的方式進行的，但是外顯率不同。2009年的美國甲狀腺聯合會的指南建議所有的髓樣癌患者進行RET基因的突變分析，一旦RET基因的突變被發現，具有危險的家庭成員需接受預防性的甲狀腺切除。大量的數據顯示，接受預防性甲狀腺切除的突變RET基因攜帶者，其最終治療結果比發現症狀後再手術的病人治療效果要好。
儘管髓樣癌為遺傳度較高的腫瘤，但其共佔2％-4％的甲狀腺癌，最常見的甲狀腺癌類型為乳頭狀癌（約90％）。一項最新發表的來源於北歐的對1955年-2009年診斷的11206名非髓樣甲狀腺癌的63495名一級親屬進行的群體隊列研究顯示，甲狀腺癌的女性一級親屬的患病率是正常人群的3倍，雙胞胎髮生甲狀腺癌的概率是正常群體的23倍，這說明非髓樣甲狀腺癌同樣具有較高的家族聚集性。筆者曾經對自己治療的甲狀腺乳頭狀癌進行篩查，發現9.3％的病人具有乳頭狀癌的家族史。與髓樣癌不同的，目前上沒有一個確定的基因檢測可以診斷家族性乳頭狀癌。全基因組關聯分析，發現了幾個特定的多態性位點，與乳頭狀癌的易感性相關，筆者在中國人中的研究發現染色體14q13.3 (P=8.0×10-11)、9q22.33(P=1.0×10-4)、2q35(P=1.7×10-3)、8p12(P=1.1×10-4)區域為PTC的易感區域，聯合這些區域的危險等位基因可以一定程度的預測乳頭狀癌的易感性。
除了前述的MEN2綜合徵外，尚有Cowden syndrome (PTEN基因、RASAL1 基因)、DICER1相關的疾病（DICER1基因）、遺傳性副神經節瘤綜合徵（SDHx基因）、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APC基因）都有一定的比例發生甲狀腺癌，一旦診斷為這些綜合徵，都需要對甲狀腺進行評估和隨訪。
儘管甲狀腺癌具有較高的家族聚集性，在國外對髓樣癌的管理中，已經將RET基因的突變檢測列為指南和必須開展的項目，但國內對甲狀腺癌的家族性尚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醫生對家族性甲狀腺癌的認識不充分，再加上繁忙的醫療工作，使得家族史和既往史的採集和記錄不完整，造成目前以病史記錄為基礎的研究缺乏科學的、大樣本的數據來說明有多少中國人的甲狀腺髓樣癌為遺傳性髓樣癌，有多少比例的甲狀腺癌為腫瘤綜合徵患者，更別談上述突變的基因在中國人中的突變概率和類型了。因此如果想提高對家族性甲狀腺癌的管理水平和治療效果，最可行和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規範家族史和既往史的採集方法，在不明顯增加醫生工作量的前提下，提高病史的記錄水平，建立以疾病登記制度為基礎的綜合分析模式，同時和家庭成員的信息聯網，才能獲得準確的家族性疾病的發病模式和頻率。當然這是個系統工程，即便建立的這個登記制度，同樣也受到疾病外顯率和發病年齡等的影響，使得某些早期患者仍然無法得到診斷和建議。而以易感基因篩查為基礎的方法卻很好的解決了這個問題，比如美國建議的對所有髓樣癌患者進行RET基因的突變分析，如果為突變陽性患者，其病家屬無論有無甲狀腺結節也可進行突變分析，這樣就可能在無病狀態下早期發現高危人群。
一切對家族史、既往史和易感基因的突變分析結果的應用，都應當堅持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進行，同時注意保護病人的隱私權利。由於甲狀腺癌女性多發，隨著發病年齡的提前和生育年齡的提高，目前育齡甲狀腺癌病人的社會壓力巨大，如何既能提高人群對甲狀腺癌家族聚集性的重視，同時又不引起社會恐慌，可能需要更多的溝通、教育、理解乃至寬容才能解決這一社會問題。如果RET、PTEN等易感基因的檢測常規開展，那麼檢測結果的判讀、病人的隱私保護、對醫療保險等商業因素的影響等，都需要倫理、立法等方面的綜合討論才能更加規範。隨著下一代測序技術的改進和成本的降低，目前約2萬元即可進行全基因組測序，由此而引起的個體化醫療時代的到來不會再遙遠，但由此帶來的社會和醫療問題同樣值得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