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科疾病中抑鬱症狀很常見，儘管症狀同疾病間的關係很複雜。近來Robertson(1997)詳細檢測了這個題目並記錄了許多信息。
癲 癇
自古就有抑鬱障礙同癲癇關係的描述。歷史上的人物如希波克拉底和Aretaeus都討論了兩者間的密切關係(Lewis,1934)已經有如下報道：
發達國家，約2%的人口患癲癇。
顳葉癲癇病人中的20%左右患中度或重度抑鬱(Currie等,1971)。
患有醫學上難治性的複雜的局部發作的病人中，62%有抑鬱病史，在這些62%病人中，有38%符合重性抑鬱的標準(Victoroff等,1990)。
在患癲癇的人群中，癲癇發作期間的抑鬱發作(發生在癲癇發作間歇期)是最常見，也是臨床最重要的抑鬱障礙。通常是中到重度抑鬱，帶有一些特徵。包括高度焦慮、神經質、敵意、悲傷、強迫、依賴、性興趣改變、偏執、易激惹、缺乏幽默感、異常情感和幻覺(Mendez等1986或Robertson等, 1987)。出現抑鬱的個體經常有顯著的抑鬱障礙的病史、故意的藥物過量及蓄意自傷史。嚴重程度與癲癇病呈顯著相關。
周邊發作性的抑鬱障礙(發生在發作期的前後)不常見，而當發生時，有嚴重的後果。患有複雜的局部發作的病人當出現周邊性抑鬱時，已知有自殺企圖。
藥物治療
由於認為抑鬱情緒繼發於癲癇發作，處理應直接針對發作的治療，通常使用抗癲癇藥物(AEDs)。而且AEDs本身也能影響心境。卡馬西平，丙戊酸鈉和拉莫三嗪已顯示可改善心境;也已有苯巴比妥, felbamate和Vigabatrin與抑鬱障礙有關的報導。
減少用藥的種類已顯示可改善心境。(見第三章有關停藥的信息)。如果單一治療是可行的，並且將所有其他的疾病因素(如癲癇類型)都考慮進去，卡馬西平似乎是最合適的AED(Robertson, 1997)
在癲癇病中，抗抑鬱劑的使用尚無很好的記錄，有些藥物(例如阿莫沙平、布普品(bupropion)、氯丙咪嗪、馬普替林、米安舍林和曲唑酮)可降低抽搐發作的閾值。但是三環類抗抑鬱劑多慮平能改善抑鬱症狀而不顯著影響抽搐發作的活性(Ojeman等,1983)
因為多數AEDs有鎮靜的副作用，許多臨床醫師喜歡使用不帶有或較少有鎮靜的SSRIs來治療抑鬱障礙。如果優先使用帶有鎮靜副作用的抗抑鬱劑，應以低劑量開始，以後逐漸加量。
由於受抗抑鬱劑的影響，如有可能應定期監測AED濃度，開始按周，以後按月監測。例如，丙咪嗪、去甲替林和維絡沙嗪(viloxazine)已顯示出可增加苯妥英的濃度，同時維絡沙秦能引起酰胺咪嗪的中毒。
當治療癲癇合併抑鬱的病人時，應密切注意觀察。由於在這些人群中，自殺和自殺企圖並非少見，要考慮到當超量服用抗抑鬱劑時，其毒性應較低。當然若癲癇發作頻率增加，應停用抗抑鬱藥。
非藥物治療
最初，發作間的抑鬱現象的治療應針對可能的原因。例如，如果一個病人對癲癇的診斷有抑鬱反應，勸慰是最適合的。由於高發作頻率而干擾了心理社會功能，可能裝扮成抑鬱障礙的表現，減少發作頻率的行為方式(如，操作性條件反射或放鬆)也可嘗試。
認知行為和人際間心理治療也是重要的方法，尤其對於心理社會因素造成的抑鬱障礙的患者(見表4.1)。可單獨使用支持性治療或同正規心理治療和抗抑鬱藥物治療相結合，這比單獨使用每種治療效果更好(Robertson, 1997)
當抑鬱障礙嚴重、有精神病性特徵或自殺成為真正危險時，ECT是合適的選擇。相矛盾的是，在使用ECT治療期間，有些患有嚴重抑鬱症狀的病人有很高的癲癇發作的閾值(Robertson, 1988)。
腦卒中
1921年，Kraepelin 描述了在他的病人中抑鬱障礙和腦卒中的聯繫。自從那時起，心境障礙是腦卒中的一種特異的併發症(Folstein等,1977)以及抑鬱障礙是卒中後最常見的精神問題的說法(Burvill等,1995)，已得到普遍的認可(Eastwood等,1989)。然而，關於其原因和治療方法尚不確定。進一步來說，腦卒中所致的腦損傷和神經系統缺陷使診斷變得複雜，例如，失語可能造成病人的理解困難。
如果懷疑有中風後抑鬱障礙(PSD)，可嘗試不同治療。去甲替林、曲唑酮、ECT(Robertson,1997)、鹽酸哌醋甲酯(Lazarus等,1994)、西肽普蘭 (Andersen等,1994)和氟西汀(Stamendovic等,1996)都顯示對PSD有效。長期大劑量治療可使病情恢復 (Robertson,1997)。由於副作用較少，SSRIs是很好的選擇。然而，MAOI由於能產生酪胺誘發的高血壓危象和進一步的腦卒中(Silver等,1990)，可能是特別危險的。然而，現在可得到的可逆性MAO抑鬱劑(如嗎氯貝胺)沒有這種效應。
集體和家庭心理治療都有益，在康復中，結合對病人及家屬保證，勸告和教育指導。
帕金森氏病(PD)
當帕金森本人描述某病人“開始是個樂觀的人，現在沮喪和憂鬱”(Mayeux, 1990)時，注意到抑鬱症狀，並且兩者間的聯繫現己確定。在伴有抑鬱障礙PD病人中，約一半符合重性抑鬱障礙的診斷，略少於一半符合心境惡劣的診斷(輕度抑鬱)。已有非典型抑鬱的描述，特徵是帶有焦慮和驚恐發作(Schiffer等,1988)。輕度抑鬱障礙和心境惡劣與PD的運動狀態密切相關，更易被忽視。
臨床醫生應記住這樣的概念，即一些抗帕金森藥物(包括：金剛烷胺、溴隱亭、卡比多巴、左旋多巴)可加重抑鬱和精神障礙。在大量病歷報告及非對照研究中，在擬交感藥物如:匹莫林(Pemoline)撤藥時，病人也出現了抑鬱症狀和抑鬱障礙(Oswald等, 1971)。
處理會涉及到抗PD藥物、抗抑鬱藥物或ECT，後者也可減輕PD的運動症狀。如果需要使用抗精神病藥物，無錐外副反應的氯氮平或奧氮平是有用的。TCAs或SSRIs可以用於治療抑鬱症狀;帕羅西汀對伴發驚恐發作的抑鬱障礙尤其有效。在左旋多巴或卡比多巴―左旋多巴治療期間，絕對禁用 MAOIs (Silver等, 1990)。
頭部損傷
頭部挫傷的三個主要後遺症狀是頭痛(見第九章)、眩暈和精神障礙(Bannister,1992)。Lishman(1987)注意到，在康復和社會適應中，精神病的後果遠超過軀體的後果。
診斷創傷性腦損傷(TBI)病人患抑鬱障礙時，應考慮一些因素。輕到中度損傷比重度損傷的病人描述更多的抑鬱症狀;情感脆弱(而不是抑鬱障礙的症狀)也是TBI的結果。腦實際損傷程度、病前人格及個體的年齡也應加以考慮(Prigatano和 Summers,1997)。
處理涉及到神經病學、精神病學以及神經心理康復。在許多情況下可以使用抗抑鬱劑，儘管，在這些患者人群中還沒有雙盲抗抑鬱劑試驗。已觀察到，既往存在的抑鬱障礙在患TBI後對抗抑鬱劑的反應不同，但尚未做系統的研究(Prigatano和Summers,1997)。由於自殺的高危險性，超劑量要相對安全，可使用副反應較少的抗抑鬱劑，SSRIs可以是可選擇的藥物。
多發性硬化(MS)
直到近來，欣快都被認為是MS的主要症狀，但現在普遍認為，抑鬱障礙是這些病人的最常見的情緒紊亂。據認為，欣快反映了額葉的脫抑制。
儘管，MS病人可因為第二章描述的許多原因而發展為抑鬱障礙，例如，失落和無助感，但是重要的是，MS的本身可在早期表現為抑鬱症，事實上在疾病發病和MS確認之間，一些病人已轉診並接受精神科治療(Robertson等,1997)。因此，先出現抑鬱障礙並不能保護病人不出現軀體障礙。
MS病人的抑鬱障礙的治療還未得到廣泛的研究。認知行為治療和集體治療已顯當前的TCAs劑量(而不是使用其他抗抑鬱劑)來治療抑鬱症狀是可取的。
其他神經科疾病
抑鬱障礙也可發生在不常見的神經科疾病中，如表4.2所列，表現有或主訴有抑鬱心境及伴發抑鬱障礙症狀的神經科疾病患者以及那些存在動機和康復問題的神經科病人，應接受抗抑鬱藥物治療。Silver等(1990)建議如下：
抗抑鬱劑的選擇應主要根據副反應，優先使用鎮靜、低血壓和抗膽鹼能副反應最少的藥物。
如果可能，抗抑鬱劑血漿濃度應予監測。若病人出現嚴重低血壓、意識混亂和鎮靜反應，應降低藥物劑量。
出現臨床改善(病情減輕)後，繼續用藥至少六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