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式家庭治疗认为，作为一个结构式家庭治疗的治疗师，首先要挑战医生的诊断，即使我自己就是医生，在治疗中，我也要挑战我的诊断。下面结合笔者的一个实践中的例子讨论如何进行家庭治疗。
这是一名我诊断为社交（以害怕上学为主）恐怖症的病人，家庭中有一个19岁独生女，青春期后期起病，父亲是成功的推销员，在外地工作。患者以害怕上学为主要表现，治疗开始时，第一次治疗时母女俩儿一直为她不能上学而哭泣，她一上学就头疼、胃疼，一到学校就想起不愉快的事情，无法坚持上学，这一个案表面上看与家庭无关，但当我挑战了诊断，挑战了学校引起的恐怖症状，也就是考虑把个人的症状引入到整个家庭的关系问题上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原来她每次在父亲从外地回家时，躯体不适的症状就会减轻，而且可以上学；可是父亲一走，母亲因担心她会精神分裂，就默许她不去上学，也就是说，母亲的软弱才是她不能上学的真正原因。
我首先提升了母亲的能量，开始要求母亲尽量控制她的情绪，表现出她面对困难时的坚定，她很快成了我的协同治疗师，从第二次治疗开始，她已经能在女儿哭泣时，坐得很直，而不是全身前倾，表现对女儿的特别关注了。此后的治疗中，我稍稍坐在女儿后方，鼓励女儿直接与母亲沟通，反复强调她是一个19岁的青少年，并让她站起来于母亲比个子，暗示她已经长大，即提升了孩子的能量。当她在我面前表现出成熟的一面时，我提醒母亲，她在她的面前却像个孩子，隐喻她有成长的能力。由于父亲远在昆明，所以我只见了母女两人，我有一个假设，是母女之间纠缠太紧，因为她们朝夕相处，父亲则无法进入她们的系统，所以在第三次治疗中，我试图让母亲了解到，不能与孩子太接近，因为这样，孩子就无法去面对外面世界，这不仅伤害了孩子，还使父母都陷入痛苦的深渊。在治疗中，我故意显得并不比家庭成员更能干，让他们感觉到只有他们自己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同时，还告诉她们，问题并不那么严重，这样就把家庭正常化起来。
当母亲说孩子欺负她，还说其实孩子与父亲是很亲密的时，只是由于父亲脾气很大，孩子只是害怕父亲发脾气而已，我从孩子有两个不同的父亲入手，活现出家庭的图景，原来父亲是经常发脾气的，母亲则很传统，是典型的中国妇女，逆来顺受；实在忍不住时，就会哭泣，或者不理丈夫，这时丈夫的行为就会收敛一些，做家务或者哄妻子，但不久依然故我，这时，我起身于母亲跳舞，并把家庭比喻成三步的舞蹈，丈夫发脾气――妻子忍受――丈夫收敛，并问母亲，她喜不喜欢这个奇怪的舞蹈。
从这个个案中大家可以看到孩子的问题往往是父母关系问题的产物，她痛苦地挣扎在害怕父母因为吵架而离婚的恐惧中，每次她一不能上学，她父亲就必须从外地回来，她牺牲了个人，维护了家庭，巧妙地把父母拉在了一起；母亲也正因为同样的需要丈夫回来，才默许孩子不去上学。
要想改变家庭中这种奇妙的舞步，就要让他们学会发展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新的行为方式，我一方面鼓励孩子的成长，另一方面鼓励母亲的放飞孩子，在第五次治疗中，利用已经成了我的协同治疗师的孩子，提升丈夫的能量，要求他多与妻子沟通，使他能够把妻子从女儿身边拉回来，这样就重整了家庭的结构，使夫妻之间建立在正常的家庭结构中应有的配偶同盟，并建立夫妻双方与孩子的界限，分开父母在心理上与孩子的距离，促进孩子真正的成长，自己去面对困境。
在这个个案的治疗后期，父母开始讨论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他们对孩子的要求很高，希望孩子考上重点大学，这时，我找到了治疗进入第二阶段的入口，也就是要把家庭的问题引入到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上去，也就是说家庭的小系统还要受到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的影响，由于社会的压力，家庭不得不与学校联手给孩子压力，孩子生病也正是对这种双重压力的反抗与控诉，减轻这个社会大环境的压力不是我作为治疗师的责任，但是帮助这个家庭应对大环境的压力却是我可以做到的。我帮助孩子与父母一起深入的讨论学习的问题，如何应对整个社会环境对于家庭和孩子的双重压力，让父母和孩子联手，因应他们共同的困难。
从这个个案中大家可以看出，如果我始终在家庭中保持中立的立场，同情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表面上看我做了很多，实际上却会什么也没做！我们从开始学习心理治疗起，就开始学习如何保持中立，实际上中立的真正意思是：在治疗中的不同阶段，我们只会支持家庭中的一个人，但是从治疗的全过程 结构式家庭治疗认为，作为一个结构式家庭治疗的治疗师，首先要挑战医生的诊断，即使我自己就是医生，在治疗中，我也要挑战我的诊断。下面结合笔者的一个实践中的例子讨论如何进行家庭治疗。
这是一名我诊断为社交（以害怕上学为主）恐怖症的病人，家庭中有一个19岁独生女，青春期后期起病，父亲是成功的推销员，在外地工作。患者以害怕上学为主要表现，治疗开始时，第一次治疗时母女俩儿一直为她不能上学而哭泣，她一上学就头疼、胃疼，一到学校就想起不愉快的事情，无法坚持上学，这一个案表面上看与家庭无关，但当我挑战了诊断，挑战了学校引起的恐怖症状，也就是考虑把个人的症状引入到整个家庭的关系问题上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原来她每次在父亲从外地回家时，躯体不适的症状就会减轻，而且可以上学；可是父亲一走，母亲因担心她会精神分裂，就默许她不去上学，也就是说，母亲的软弱才是她不能上学的真正原因。
我首先提升了母亲的能量，开始要求母亲尽量控制她的情绪，表现出她面对困难时的坚定，她很快成了我的协同治疗师，从第二次治疗开始，她已经能在女儿哭泣时，坐得很直，而不是全身前倾，表现对女儿的特别关注了。此后的治疗中，我稍稍坐在女儿后方，鼓励女儿直接与母亲沟通，反复强调她是一个19岁的青少年，并让她站起来于母亲比个子，暗示她已经长大，即提升了孩子的能量。当她在我面前表现出成熟的一面时，我提醒母亲，她在她的面前却像个孩子，隐喻她有成长的能力。由于父亲远在昆明，所以我只见了母女两人，我有一个假设，是母女之间纠缠太紧，因为她们朝夕相处，父亲则无法进入她们的系统，所以在第三次治疗中，我试图让母亲了解到，不能与孩子太接近，因为这样，孩子就无法去面对外面世界，这不仅伤害了孩子，还使父母都陷入痛苦的深渊。在治疗中，我故意显得并不比家庭成员更能干，让他们感觉到只有他们自己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同时，还告诉她们，问题并不那么严重，这样就把家庭正常化起来。
当母亲说孩子欺负她，还说其实孩子与父亲是很亲密的时，只是由于父亲脾气很大，孩子只是害怕父亲发脾气而已，我从孩子有两个不同的父亲入手，活现出家庭的图景，原来父亲是经常发脾气的，母亲则很传统，是典型的中国妇女，逆来顺受；实在忍不住时，就会哭泣，或者不理丈夫，这时丈夫的行为就会收敛一些，做家务或者哄妻子，但不久依然故我，这时，我起身于母亲跳舞，并把家庭比喻成三步的舞蹈，丈夫发脾气――妻子忍受――丈夫收敛，并问母亲，她喜不喜欢这个奇怪的舞蹈。
从这个个案中大家可以看到孩子的问题往往是父母关系问题的产物，她痛苦地挣扎在害怕父母因为吵架而离婚的恐惧中，每次她一不能上学，她父亲就必须从外地回来，她牺牲了个人，维护了家庭，巧妙地把父母拉在了一起；母亲也正因为同样的需要丈夫回来，才默许孩子不去上学。
要想改变家庭中这种奇妙的舞步，就要让他们学会发展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新的行为方式，我一方面鼓励孩子的成长，另一方面鼓励母亲的放飞孩子，在第五次治疗中，利用已经成了我的协同治疗师的孩子，提升丈夫的能量，要求他多与妻子沟通，使他能够把妻子从女儿身边拉回来，这样就重整了家庭的结构，使夫妻之间建立在正常的家庭结构中应有的配偶同盟，并建立夫妻双方与孩子的界限，分开父母在心理上与孩子的距离，促进孩子真正的成长，自己去面对困境。
在这个个案的治疗后期，父母开始讨论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他们对孩子的要求很高，希望孩子考上重点大学，这时，我找到了治疗进入第二阶段的入口，也就是要把家庭的问题引入到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上去，也就是说家庭的小系统还要受到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的影响，由于社会的压力，家庭不得不与学校联手给孩子压力，孩子生病也正是对这种双重压力的反抗与控诉，减轻这个社会大环境的压力不是我作为治疗师的责任，但是帮助这个家庭应对大环境的压力却是我可以做到的。我帮助孩子与父母一起深入的讨论学习的问题，如何应对整个社会环境对于家庭和孩子的双重压力，让父母和孩子联手，因应他们共同的困难。
从这个个案中大家可以看出，如果我始终在家庭中保持中立的立场，同情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表面上看我做了很多，实际上却会什么也没做！我们从开始学习心理治疗起，就开始学习如何保持中立，实际上中立的真正意思是：在治疗中的不同阶段，我们只会支持家庭中的一个人，但是从治疗的全过程来看，我们会让家庭中的每个成员表达他们的痛苦，让灿烂的阳光照耀到家庭的每一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