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医者的尊严
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谁也离不开医生。人出生时，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医生；人临终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也是医生。从理论上说，医患关系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医生和患者，唇齿相依，难舍难分，堪称生死之交、患难之交。
然而，在转型期的中国，医患关系失去了往日的纯净与温情，变得日益紧张和冷漠。虽然全球都在变暖，但医患关系却处于“冰期”。一堵信任危机的“高墙”，正横亘在医患之间。患者对医生爱恨交加，医生对患者充满戒备。医患冲突不断升级，血溅白衣事件屡屡发生，中国医生的生存环境日渐恶化。过去，医生常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对病情的谨慎，而今却变成了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如果用两个词语描述当前的医患心态，一个是“忐忑”，一个是“纠结”。医患冲突，成为一场两败俱伤的对抗，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有一个现象似乎无法解释：在抗震救灾等国家危难时刻，医生这个群体不畏艰险，救死扶伤，无愧于“白衣天使”的称号。然而，一旦回到正常时期，很多医生又变成了“白衣商人”。其实，这正是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一般来说，越是严酷的环境，人性的光芒越容易显露；越是温和的环境，人性的丑陋越容易滋长。例如，很多人可以抵御战争时期的枪林弹雨，却无法抵御和平时期的糖衣炮弹。同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医生和普通人一样，都面临着高物价、高房价、高学费的生活压力，因此，很多人在现实和理想的十字路口徘徊挣扎，最终为了家庭生计而背弃职业操守。
那么，医患冲突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固然可以归于信仰危机和道德滑坡，但这是社会普遍现象，并非仅存于医患之间。除了道德因素，似乎还有更深层的经济和社会因素。
马克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也曾指出：“我们能够获得晚餐，并不是因为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可见，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本质的关系，所有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根源均存在于人们的利益关系之中。
在我国现行的医疗体制下，医患是一对矛盾体，双方既有治愈疾病、恢复健康、挽回生命的共同目的，又有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在保证诊疗效果的前提下，患者希望最大限度地节约费用，而医生则希望最大限度地增加经济收益。
如果时光倒流30年，医生还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之一。那时，患者对医生虔诚之至，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医患纠纷鲜有发生。然而，随着公立医院被推向市场，医患之间的浓情日渐稀释。政府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鼓励医院靠自我创收维持生存发展。自此，公立医院的列车悄然驶离了公益轨道，医生由“圣人”变为“商人”，大处方、滥检查等现象随之泛滥，医患互信的桥梁开始断裂解体。
医疗消费不同于其他消费，患者属于被动消费。例如在餐馆，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点菜，没钱的点面条，有钱的点鱼翅，丰俭由人。但是在医院，患者不可能讨价还价，医生让花多少钱，患者就得花多少钱。结果，很多患者本想点一碗经济实惠的牛肉面，医生却非要推荐价格昂贵的鱼翅饭。患者心不悦而强忍，气不顺而强咽。因此，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很容易引爆心底宿怨和社会矛盾，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
可见，医患信任解体，根源在于畸形的医疗体制。在西方发达国家，医生主要靠技术吃饭，因此都能遵循“合理诊断、合理治疗”的原则。然而，我国医生的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开处方和做手术本身不赚钱，只有多卖药、多检查、多消耗，才能多收益。由于居民看病自费水平较高，医生过度治疗，相当于直接剥夺了患者的财富，从而导致医患之间出现严重的经济对立，这是造成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
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看，医生既是“道德人”，也是“经济人”。过去，我们常常只强调道德的一面，而忽视了经济的一面。事实上，任何一个群体的构成都呈“橄榄型”。医生也不例外，道德水平极高和极低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处于中间水平。我们既不必称其为“天使”，也不必称其为“魔鬼”。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有一个鼓励向善的制度，大多数人就会倾向于向善，反之亦然。
一般而言，社会上有四类人：第一类是利人利己的君子；第二类是损人利己的小人；第三类是舍己利人的圣人；第四类是损人不利己的傻子。前两类是大多数，后两类是极少数。一个社会可以提倡圣人精神，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因为圣人毕竟凤毛麟角。最好的办法是用制度奖励君子、惩治小人，从而让更多的小人变成君子。
其实，任何一种制度，归根到底都是收入分配制度。也就是说，社会成员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收入和财富。因为收入和财富总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收入分配制度实质上也是激励制度。
经济学家喜欢用输赢论英雄。其实，医患之间也是一种博弈关系。大凡博弈，必有几种形态：一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二是双输的“负和博弈”，三是双赢的“正和博弈”。目前，我国的医患关系基本呈对立状态，属于“零和博弈”或者“负和博弈”。
在一个不合理的医疗制度中，医生靠增加患者的医药费用支出获得更大收益，这就是“零和博弈”或者“负和博弈”；而在一个合理的医疗制度中，医患的利益是一致的，患者治病的成本越低，社会的医疗支出越少，医生得到的奖励越多，这就是“正和博弈”。
可见，要想从根源上消除医患信任危机，必须改革以药养医、以械养医的医疗制度，让医生靠技术吃饭，而非靠卖药吃饭。同时，建立一种激励相容的制度，即医生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恰好也能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使医猾方成为利益共同体。
当然，医生既有“经济人”的一面，也有“社会人”的一面。一个医生在温饱之余，还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渴望拥有尊严感和成就感，获得社会的积极评价。因此，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也是鼓励医生向善的重要因素。
医患之间，和则两利，伤则两害。医患冲突，既是道德问题，也是制度问题。熟人社会可以靠道德约束，陌生人社会则要靠制度约束。道德是柔性约束，制度是刚性约束；道德需要长期构建，制度可以短期见效。因此，解决医患冲突，根本出路在于铲除医疗体制的弊端，用“改制”撬动“改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