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重壓力下，醫生的職業生存狀態直接影響到患者的滿意度，甚至影響到患者的康復效果。一個本可以服務患者數十年的優秀醫生，卻在數年後的高強度工作中倒在手術檯邊，究竟得失幾何?
回頭看看，醫務工作者“過勞”現狀的背後，無非有三重肇因：
一是社會推崇“過勞”，將加班加點視為“美德”甚至宣傳典型。結果就是，中國已成為全球工作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人均勞動時間超過日本和韓國，每年有60萬勞動者過勞死。如此大背景下，醫務工作者也不能例外。
二是少數制度將醫務工作者的職業異化為體力勞動，不尊重其技術性與創造性。正因如此，以藥養醫才成為歷史性癥結，在制度設計上，一直就沒有承認“以技術養醫”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三是醫務人員供不應求，加上醫療資源配置失衡，過勞就成為大城市與大醫院的常態。譬如12月6日開始，深圳史上最大規模招醫引才計劃啟動，其背景是“醫護人員缺口達3萬”的尷尬現實。人少活多，除了“過勞”，還有更好的選擇嗎?
醫務工作者不是超人，將其置於“過勞”的險境，無異於讓公共健康跟著過勞的醫務工作者走鋼絲。因此，在發達國家，醫生過勞是有極大法律風險的怪事。譬如在德國心臟中心，大多數醫生每週的工作時間是嚴格限定的，教授以下的主治醫生一般為每週40小時，超時工作醫院必須支付高昂的加班費。醫院為節約成本，一般會對超過合同工作時間的醫生進行強行休假。
看來，要讓醫務工作者從“過勞”的鋼絲上走下來，只有兩個路徑：公共醫療資源的短板要及早補上，新醫改要彰顯醫療技術的價值;此外，社會還須尊重醫務工作者的勞動，法律要硬氣、規則要正義。一句話，保護醫務工作者合法權益，其實也是捍衛公共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