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弗雷和弗雷瑞克看來，斯凱伯的觀測結果會產生一個不可避免的（也許可以說是令人驚恐的）結論――如果人類白血病和斯凱伯的老鼠白血病一樣，那麼就要對患兒使用多種藥物，而不是用一兩種藥進行治療。此外，一個療程可能不夠，需要近乎冷酷無情地施行“最大劑量、高密度、週期性的正面”化療，一劑又一劑，一劑復一劑，不斷挑戰耐受力的底線。即使白血病細胞已在血液中明顯消失，孩子們已明顯被“治癒”了，化療也不能停下來。
弗雷瑞克和弗雷現在已經準備好要憑直覺做出關鍵性的一躍，跳進深淵。他們下一個將要嘗試的療法，是所有四種藥物的組合――長春新鹼、氨甲喋呤、6-巰基嘌呤和強的松。這種療法將以新的首字母縮略詞的方式出現，取每種藥的第一個字母組成新藥的名字“VAMP”。
這個名字有許多刻意或者無意的共鳴。“Vamp”一詞的意思是“臨時湊成或修補，把一些隨時可能瓦解的零碎東西鋪設在一起”；它可以指代那種“勾引男人的女人”――一個給出承諾，但從不踐行的人；它還指靴子的鞋尖，踢東西的時候承受主要衝擊力的部分。
VAMP
醫生是這樣一群人，對他們開的藥所知不多，對它治療的疾病知之更少，而對用藥的人更是一無所知。
――伏爾泰（Voltaire）
如果我們不殺死腫瘤，那麼我們就會殺死病人。
――威廉姆-莫羅尼（William Moloney）
慨嘆於化療初期VAMP這種高劑量、危及生命的四藥組合的白血病療法，對斯凱伯、弗雷和弗雷瑞克可能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對他們的許多同事來講，VAMP是一個可怕的概念、一種可憎之物。弗雷瑞克最終向朱布羅德提出了他的想法：“我想用全劑量的長春新鹼和氨甲喋呤，結合6-巰基嘌呤和強的松來治療。”為了引起朱布羅德的注意，他特別強調了話中的“和”字。
朱布羅德驚呆了。正如醫學界一句老話：三分藥七分毒。藥都是各種各樣的毒，僅僅是稀釋到了合適的劑量，才成了藥。但化療藥物，即使被調到了“正確的”劑量，仍然是毒藥，何況白血病患兒本來就已命懸一線。在國家癌症研究所，人們經常隨意把某一化療藥品評為“本月之毒”。事實上，如果每天把四種“每月一毒”同時注入一位三歲或六歲的患兒體內，那麼他或她恐怕連一個療程都熬不下來，更不用說在經歷了週而復始的毒劑治療後還能否倖存下來。
當弗雷和弗雷瑞克在一次全國性血癌會議上提出他們對VAMP初步設想的時候，聽者紛紛反對，法伯便是其中之一。一直以來，法伯遵守白血病聯盟制定的循序漸進的方式，謹慎而連續地加藥。他更傾向於一次只施行一種藥，僅在復發後再加入第二種藥，以此類推。弗雷瑞克回憶道：“哦，乖乖，那真是一次災難性的攤牌。人們嘲笑我們，罵我們瘋狂、無能和殘忍。”由於病人數量有限，又有成百種藥物和組合要試驗，每次新的白血病試驗都要艱難地通過白血病小組複雜的審批程序。人們覺得弗雷和弗雷瑞克正在未經批准的情況下嘗試驚天一跳。小組拒絕支持VAMP，至少在許多其他試驗完成之前免談。
但弗雷瑞克在最後關頭爭取到了一個讓步，即VAMP實驗在國家癌症研究所裡獨立開展，不受急性白血病B組（ALGB）的權限約束。弗雷瑞克回憶說：“這個主意很可笑。為了進行試驗，我們被迫離開自己一手創建的急性白血病B組。”朱布羅德對這次妥協很不滿，這破壞了他最喜愛的“合作”模式。更糟的是，如果VAMP失敗，這將成為他的政治噩夢。弗雷瑞克承認：“如果孩子們死了，我們會被指控在國家癌症研究所這個聯邦機構內進行人體試驗。”每個人都知道這是危險地帶。弗雷被捲入爭議的旋渦，儘管他竭盡全力，卻不得不辭去急性白血病B組主席一職。多年以後，弗雷瑞克也承認當時風險很大：“我們可能會將全部的患兒置於死地。”
1961年，VAMP試驗終於啟動了。幾乎從一開始，試驗似乎就釀成大錯，而且正是朱布羅德一直盡力避免的那種噩夢。
弗雷瑞克記得，第一批接受治療的患兒“已經病入膏肓。我們開始VAMP試驗，到第一週結束，他們中許多人的情況比原來還要糟糕。這真是一場災難”。四種藥的化療組合在身體裡肆虐，消滅了正常的細胞。一些患兒幾乎陷入昏迷，一直戴著呼吸機。弗雷瑞克拼命地想要救這些孩子，一遍遍去病床邊探視他們。他寫道：“你可以想象那種壓力。我幾乎可以聽見人們在說：‘我告訴過你，這個孩子會死。’”他在病房裡走來走去，纏著醫務人員不停地問問題、做醫囑。他本能中的父愛被喚醒了：“他們是我的孩子。我真的是在努力照顧他們。”
整個國家癌症研究所都在緊張地關注這次試驗――國家癌症研究所的命運也懸在這根線上。弗雷瑞克寫道：“我幾乎無能為力。也許我能讓他們舒服點，給他們一點阿司匹林，給他們降降體溫，幫他們蓋一條毛毯。”國家癌症研究所的醫生們，被丟在癌症醫學動盪的前線，周旋於毒性最強、最有未來的藥物組合之中，他們重拾最古老的原則，去安慰病人，給病人補充營養，全心全意地看護和鼓勵病人，甚至幫他們抖松枕頭。
難熬的三週過後，弗雷瑞克的幾位病人奇蹟般地渡過了難關。而且，出乎意料的是，在令人不忍目睹的狀況下，回報終於出現了――正常的骨髓細胞開始逐漸復原，而白血病症開始減輕。骨髓活檢的結果陸陸續續地出來了，全都沒有白血病細胞。紅細胞、白細胞和血小板開始在曾經的骨髓壞死區快速增殖。而且白血病沒有復發。幾周之後，另一套活體組織檢查確認了結果。顯微鏡裡一個白血病細胞都看不到了。在一次幾乎完全的毀傷之後，病情出現瞭如此徹底的緩解，這超出了國家癌症研究所所有人的預料。
幾周後，國家癌症研究所團隊鼓起足夠的勇氣，嘗試在另一小群病人中進行VAMP試驗。奇蹟重現。在災難性的計數下降之後，骨髓復原，白血病消失了。一位研究員回憶道：“就像腳踝拴著繩子由懸崖墜落一樣。”幾天後，骨髓開始再生，弗雷瑞克心懷忐忑地進行了一次活檢來觀察細胞。白血病再一次消失了。留下來的，是滿滿的希望：正常如鵝卵石般的血細胞，開始重新在骨髓裡生長。
到了1962年，弗雷和弗雷瑞克已經用幾種劑量的VAMP治療了六位病人。病情的緩解效果可靠而且持久。現在，臨床中心到處是戴著假髮、圍著圍巾的患兒的歡聲笑語，他們經歷了兩個或三個化療期，活了下來――這是白血病史上醒目的特例。評論家開始轉變立場。國內的其他臨床中心加入了弗雷和弗雷瑞克的試驗計劃。1964年，一位波士頓血液學家在治療一位11歲女童時寫道，病人“奇蹟般地康復了”。震驚慢慢變成了輕鬆的心情。就連威廉姆-戴姆謝克（William Dameshek），這位畢業於哈佛的固執的血液學家，同時也是VAMP項目開始時最大的反對者，也寫道：“兒科腫瘤學家的心情一夜之間就從‘同情性的宿命論’轉變為‘進取性的樂觀心態’。”
這種樂觀是強烈的，也是短暫的。1963年9月，就在弗雷和弗雷瑞克從慶祝VAMP獲得空前成功的慶功大會上回來不久，幾名病情好轉的兒童又一次回到診所，他們身上都有一些小症狀出現：頭痛、癲癇、面部神經時常刺痛。
一位血液學家回憶：“一開始，有些醫師沒太在意。我們猜測，症狀會消失。”但是，對人體內白血病細胞擴散問題有近十年研究經驗的弗雷瑞克知道，這些頭痛可能不會消失。到了10月，更多的患兒回到診所，這次他們的症狀是麻木、刺痛、頭痛、癲癇還有面部癱瘓。弗雷和弗雷瑞克都開始緊張起來。
19世紀80年代，魏爾嘯曾觀察到白血病細胞偶爾能侵入大腦。為了研究大腦被癌細胞入侵的可能性，弗雷和弗雷瑞克通過脊髓穿刺直接觀察脊髓液，這種方法要用一根細直的針，從椎管中抽取幾毫升液體。脊髓液是一種透明液體，與大腦直接連通循環，可以代替檢查大腦。
在科學的傳說中，人們經常用心跳加快、異樣的光輝來描述“科學大發現時刻”那激動人心、摒心靜氣的一秒，觀察結果突然清澄透明，匯聚成一種新的形態，如同萬花筒裡的碎片，猝然成型。蘋果從樹上落下砸中了牛頓，也砸出了萬有引力定律。阿基米德從浴缸裡一躍而起，配平了方程式，導出了浮力定律。
但是，很少有記錄記載另一種負面的、有關失敗的“發現時刻”。它往往是科學家獨自面對的時刻――患者的CT掃描顯示，淋巴瘤復發了；曾被藥物殺死的細胞又開始復生；一名患兒帶著頭痛回到了國家癌症研究所。
弗雷和弗雷瑞克在脊髓液中的發現，令他們身心俱寒。脊髓液內，白血病細胞正爆發般地生長，幾百上千萬細胞佔據著大腦。頭痛和麻木，只不過是更大毀滅來臨之前的預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所有患兒一個又一個帶著程度不一的神經性病狀（頭痛、刺痛、散斑）回到了研究所，然後陷入昏迷。骨髓活檢很乾淨；體內未發現癌症。但是，白血病細胞侵入神經系統，導致出人預料的快速死亡。
是身體自我防禦系統破壞了癌症治療的結果。大腦和脊髓被一個由細胞密封的“血腦屏障”所隔離，它能阻止外源化學物質輕易進入大腦。這是一個古老的生物系統，已經演化得能夠防止毒素進入大腦。但也正是這個系統，把VAMP阻擋在神經系統外面，在體內生成了一塊天然的“癌症保護區”。白血病在這片保護區內生長，佔據了化療根本無法抵達的地方。患兒一個接一個地死去，被原本是保護他們的機制奪去了生命。
弗雷和弗雷瑞克因這些復發深受打擊。對於臨床科學家來說，一個試驗就像一個孩子，是嘔心瀝血的投入。看著這個強大親密的事業轟然倒塌，瀕臨絕境，就像失去孩子一樣心痛。一位白血病醫生寫道：“我認識那些病人，我認識他們的兄弟姐妹，我知道他們的貓、狗的名字……這種痛苦就好像失戀一樣。”
在七次令人振奮的強力試驗之後，國家癌症研究所裡這種愛戀情結終於結束了。在VAMP治療後，大腦的疾病復發似乎使該所的士氣滑到了低谷。弗雷曾在最困難的階段努力嘗試保留VAMP療法，如今經過長達12個月的運作、勸誘和諂媚，他感覺自己已經油盡燈枯，全無半點力氣。即使是不屈不撓的弗雷瑞克，也開始洩氣了。他感覺到所裡其他人的敵意日漸增長。在他生涯的頂峰之際，他也厭倦了所內無休無止的衝突，而這原本還能激發他的鬥志。
1963年冬，弗雷跳槽加入德克薩斯休斯敦的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derson Cancer Center），試驗暫時中止（雖然後來在德克薩斯“復活”）。弗雷瑞克也很快離開了研究所，到休斯敦投奔弗雷。曾經把弗雷瑞克、弗雷和朱布羅德維繫在一起的脆弱的生態系統，在幾個月內就土崩瓦解了。
但是白血病的故事，也就是癌症的故事，講述的並非醫生們輾轉於各家機構奮鬥求生的事蹟。它講述的是病人在一次又一次疾病痛楚的邊緣，苦苦掙扎積極求生的故事。病人的恢復力、創造力和生存力，常常歸功於偉大醫生的品質；但事實上，這些品質一開始是由與疾病鬥爭的患者表現出來的，然後才被治療醫師展現出來。醫學史之所以透過醫生的故事進行講述，是因為他們的貢獻比病人的英勇表現更突出。
我曾說過那些孩子都因癌症復發死亡了，其實這並不準確。少數幾個孩子，由於某種神奇的原因，在他們的中樞神經系統中並沒有復發白血病。在國家癌症研究所和少數其他幾家敢於嘗試VAMP的醫院裡，大概5％的受治患兒完成了一年的治療。他們不僅是數週或幾個月沒有復發，而是很多年都未復發。他們一年又一年地回來複查，緊張地坐在全美各地試驗中心的候診室裡；他們的嗓音越來越深沉；他們的頭髮也長回來了；他們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活組織檢查；沒有任何癌症的跡象。
一個夏日午後，我開車穿過緬因州西部，來到沃特波羅小鎮。在霧氣瀰漫、陰沉沉的天空下，古老的松樺林一直延伸到澄澈的湖邊，景象蔚為壯觀。在小鎮遙遠的邊界，我轉彎駛上一條遠離湖面方向的土路。路的盡頭，是被松樹林環繞的一間整潔的木板小屋。一位五六十歲的老婦穿著藍色的T恤衫，打開了門。我花了17個月的時間，經過無數次的電話、詢問、訪談、再經介紹，好不容易才找到她。一天下午，我在瀏覽網頁的時候，發現一條線索。我記得自己帶著難以掩飾的興奮，撥打了那個號碼，冗長的鈴聲過後，終於一位女士接起了電話。我們約好了那周見面，所以我迫不及待地開快車過來踐行這個約定。當我到達的時候，我才意識到早了20分鐘。
我不記得自己說了些甚麼，或者努力說了些甚麼作為開場白。但是我感到肅然起敬。在我對面倚門而立的人，發出拘謹的微笑。她就是最初VAMP治療兒童白血病試驗中的一位倖存者。
她的地下室裡進了水，沙發長了黴，所以我們站在門外樹蔭下的蚊帳裡，外面嗡嗡飛著鹿虻和蚊子。這位被我稱為艾拉的女士，已經整理好一大堆醫學記錄和照片供我閱覽。在她把這些遞給我的時候，我感到她的身體一陣顫抖，好像即便在今天，在她經受折磨45年後的今天，這段記憶仍然栩栩如生地纏繞著她。
1964年6月，國家癌症研究所開始使用VAMP療法大約18個月的時候，艾拉被診出患有白血病，她當時11歲。在被確診前的那些照片中，她留著劉海，戴著牙套，一幅典型的青春期小女孩的模樣。六個月後（化療開始後）的照片上，她變成了禿頭，由於貧血而臉色慘白，體重嚴重減輕，癱坐在輪椅上，無法行走。
艾拉接受了VAMP治療。（她在波士頓的腫瘤醫生聽說國家癌症研究所的驚人成果，在並未實驗的情況下，相當大膽地選擇使用四種藥的組合試劑進行治療。）治療一開始像是一場災難，高劑量的長春新鹼極其嚴重地損害了旁支神經，她的腿和手指永遠留下了被灼燒的感覺，強的松使她精神錯亂。這名意志堅強、精神狂亂的小女孩，只能在醫院的走廊裡遊蕩，晚上尖叫哀嚎，護士只好用繩子把她綁在床柱上。她被控制在床上，經常蜷縮得像個胎兒那樣，肌肉日漸消瘦，神經日益惡化。12歲那年，她開始對鎮痛用的嗎啡上癮。（她說，她以自己的堅定意志，通過“在戒毒的肌痙攣中不斷堅持”，實現了自我“戒毒”。）在那可怕的幾個月裡，在苦苦等待下一次嗎啡的時候她狠咬自己，直到現在她的下嘴唇還有淤青。
但很明顯，她記得的最重要的事是死裡逃生的感覺。她把那些記錄收回文件袋裡，告訴我說：“我覺得自己好像是漏網之魚。”她移開了視線，好像在看一隻想象中的蒼蠅，我看見她眼中噙滿了淚水。她曾在醫院病房見過的其他幾個白血病患兒，沒有一個倖存下來。”首先，我不知道為甚麼會得這個病，之後，我不知道為甚麼會被治癒。白血病就是那樣。它令你困惑，它改變你的人生。”我的腦子裡瞬間閃過科裡巴亞木乃伊、阿託莎還有霍爾斯特德的年輕婦女等候乳房切除術的畫面。
法伯從沒見過艾拉，但他遇到過像她這樣的病人――VAMP的長期倖存者。1964年，艾拉開始化療的那一年，法伯得意地把這類病人的照片帶到華盛頓，展示給議會看――這是化療能治癒癌症的活生生的證據。對他來說，道路已經越來越清晰了。癌症研究需要額外的助力――更豐富的資金、更多的研究、更大規模的宣傳，以及一條通往治癒的定向軌道。他在議會前的宣講因此有了一種近乎虔誠的、救世主般的熱情。一位觀察者回憶，在照片展示和他的證言之後，一切其他證據都“平淡無奇且沒有必要”了。現在，法伯準備從白血病王國一躍進入更加常見的實體癌症世界。他寫道：“我們努力嘗試開發化療藥劑，以殺死無法用其他方法治療的癌，如乳腺瘤、卵巢癌、子宮癌、肺癌、腎癌、腸癌，還有高惡性腫瘤的皮膚癌症，如黑色素瘤或者胎記瘤。”法伯知道，即使只治癒了成年人實體腫瘤中的一種，都會極大促進腫瘤學的變革。它將提供一條最堅實的證據，證明這是一場可以打贏的戰爭。
解剖學家的腫瘤
在20世紀60年代，需要相當大的勇氣才能成為一名化療師，也必須有勇氣相信癌症最終會被藥物擊敗。
――文森特-德-威塔（Vincent De Vita）國家癌症研究所研究員（後任所長）
2004年2月一個寒冷的早上，24歲的運動員本-爾曼（Ben Orman）發現自己頸部有一個腫塊。他當時正在公寓裡看報紙，當他的手無意滑過臉的時候，在頸部摸到一個小腫包。腫塊大約有一個葡萄乾大小。如果使勁吸氣，它就縮進胸腔。他沒介意，心想不過是一個腫塊而已，運動員對腫塊早已習以為常――胼胝、膝蓋腫脹、瘡、隆起、擦傷經常在無意間發生。他繼續讀報紙，腦海中的疑慮消失得無影無蹤。不管那腫塊是甚麼，到時候總會消失的。
但是，腫塊沒有消失，反而長大了，一開始不易察覺，之後越來越明顯，一個月之內從葡萄乾大小長到了話梅大小。他能感覺到它在鎖骨的淺窩那裡。爾曼擔心地來到醫院的無預約診所，分診護士在她的記錄上潦草地寫上“頸部腫塊”，在句末加了一個問號。
隨著那句話，爾曼走進了陌生的腫瘤學世界，就像他的腫塊那樣，被古怪又空洞的癌症世界吞噬。醫院的門在他身後開了又關，身穿藍色消毒衣的醫生撩起簾子走進來，用她的手在他的頸部上上下下摸了個遍。他很快做了一連串驗血和X射線檢查，之後是CT掃描和其他檢查。掃描顯示，他頸部的腫塊僅僅是更大腫塊的冰山一角。在外面的腫塊下面，一連串的腫塊從他的脖子一直延伸到胸部，在胸骨後面聚集成一個拳頭大小的腫瘤。正如醫學生學到的一首可怕的癌症順口溜一樣，位於前胸的腫塊，分別以T開頭的四種病：甲狀腺癌（thyroidcancer）、胸腺癌（thymoma）、畸胎瘤（teratoma）和惡性淋巴瘤（terrible lymphoma）。根據年齡以及腫塊暗淡緻密的外形來判斷，爾曼的症狀幾乎肯定是其中最後一種了――淋巴瘤，淋巴結的癌症。
在爾曼來看病不到兩個月後，我見到了他。他當時正坐在候診室，讀著一本書（他痴迷的樣子，像運動員一樣，幾乎是競技一般地閱讀，常常一週就讀完一本）。自他看急診之後的八週內，他已經做了一次PET掃描、看了一位外科醫生、進行了一次頸部腫塊活檢。正如預料，腫塊是淋巴瘤，是一種少見的淋巴瘤變異體，叫作霍奇金病（Hodgkin's disease）。
之後有了更多的消息：掃描顯示，爾曼的癌症完全限於上半身的一側。他沒有產生任何一種偶爾會伴隨霍奇金病出現的可怕症狀，如體重下降、發熱、寒戰或盜汗。在一個從I到IV的分期系統中（後面加上A或者B表示是否伴有神秘的症狀），他被歸在病程中相對早期的階段――IIA級。這是一個殘酷的消息，但是那天早上在候診室進進出出的所有病人當中，這種病情的預後卻可能是最好的。在強化療程後，他有很大的機會（高達85％的可能）被治癒。
我告訴他：“強化療程，我是指幾個月，甚至可能會延長到半年。會以週期方式給藥，在中間我們可能還得檢查血細胞計數。”每三週，爾曼的血液細胞數量剛剛恢復的時候，就要從頭開始一整輪的循環，永無止境的化療。
他會從第一輪療程開始脫髮。幾乎可以肯定他永遠不能生育了。可能在白細胞數減少到接近零的時候，會產生危及生命的感染。最不幸的是，化學藥物可能會在未來導致第二次癌症。他點點頭。我看著這些圖景在他的腦中快速擴散，直到達到了最大影響。
我滿懷歉意、結結巴巴地抓了一個比喻：“這將是一場拉鋸戰，一次馬拉松。但我們會跑到終點的。”
他再一次沉默地點頭，好像已經明白了。
一個週三的早上，在我和爾曼見面不久後，我乘公交車橫穿過波士頓，到達納-法伯癌症研究所去見我的病人。我們大多把這家研究所簡稱為“法伯所”。西德尼？法伯活著的時候聲名遠揚，死後更備受尊崇：以他命名的“法伯所”現在是一座巨大的16層混凝土迷宮，裡面塞滿了科學家和內科醫生，是一家綜合的實驗室，兼診所、藥房、化療機構。它有2934名員工，數十間會議室，大量實驗室，一間洗衣房，四部電梯以及許多圖書室。原來地下的實驗室早已被周圍偉岸的建築物群所淹沒。“法伯所”像一座巨大的精雕細琢的中世紀聖殿，永久地獲得了它的神聖地位。
你一走進新樓，就會看到門廳裡法伯的油畫像，帶著他典型的半憂鬱、半微笑的表情注視你。樓裡四處都記錄著他的點點滴滴。通往研究人員辦公室的走廊裡，仍然懸掛著他曾為吉米基金會定製的卡通“肖像畫”：白雪公主、匹諾曹、小蟋蟀、小飛象。我們用來進行活檢的骨髓針，看上去像來自另一個時代的產物；可能它們曾在50年前被法伯或他的某個研究生磨礪過。漫步在這些實驗室和診室，往往會讓人覺得隨時會闖進癌症的歷史。一天早上，我果然就碰到了：在趕電梯的時候，我猛地撞上了一位坐著輪椅的老人，我起初以為他是病人。但後來發現他就是湯姆-弗雷，這裡的榮譽教授，正打算去16層他的辦公室。
那天早上我的病人是一位76歲的婦女，叫作比阿特麗斯-索倫森（Beatrice Sorenson）。她喜歡別人叫她碧（Bea），總讓我想起在自然史教科書上讀到的那些能承擔自身十倍體重的負載或跳躍到自身五倍高度的小昆蟲或小動物。她小得不可思議：體重大約29公斤，身高135釐米左右，骨架精細，容貌好似小鳥，整體看起來像是冬天的一根小樹枝。然而，與她嬌小的外形不同，她個性堅強，輕盈的身體與強悍的靈魂互相平衡。她曾參加過海軍，在兩次戰爭中服役。即使我在高高的檢驗臺上，面對她依然感到敬畏與謙卑，好像她在精神上俯視著我。
索倫森患有胰腺癌。2003年夏末，腫瘤被偶然發現，當時她腹痛腹瀉，做了CT掃描，發現胰腺末端有一個四釐米大小的固態結節。（現在想想，腹瀉可能與之無關。）一位勇敢的醫生曾嘗試切除手術，但切除的邊緣仍存在一些腫瘤細胞。即使在腫瘤學這個本身就悲哀的學科中，這個沒有被根除的胰腺癌，也被認為是悲哀中的悲哀。
索倫森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她一開始就告訴我：“我想與它抗爭到底。”我們努力抗爭，整個初秋，我們用輻射轟擊她的胰腺，殺死腫瘤細胞，然後用5-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進行化療。在整個療程中，腫瘤細胞一直在長。冬天，我們轉而開始使用一種叫作“吉西他濱”（gemcitabine）又叫“健擇”（Gemzar）的新藥。腫瘤細胞不但對新藥沒甚麼反應，反而是在愚弄我們似的，進而向肝臟轉移，讓索倫森很痛苦。有時，我們乾脆覺得不用任何藥物也許會更好。
索倫森那天早上來到診所，想看看我們是否能提供些其他建議。她穿著白色短褲和白色襯衫，薄紙般的皮膚上滿是幹紋。她可能哭過，但她的臉像密碼一樣，令我無法解讀。
她的丈夫請求道：“她甚麼都能試，任何方法都行，她比看上去強壯多了。”
但不論她有多麼堅強，已經沒有別的辦法能嘗試了。我低頭看著自己的腳，無法面對這個明顯的問題。主治醫生坐在椅子上不安地動來動去。
比阿特麗斯最終打破了尷尬的沉默。她聳聳肩，茫然地看著我們：“很抱歉，我知道我們已經到了終點。”
我們難為情地低頭不語。我猜這並不是第一次由病人來安慰無計可施的醫生。
分別在兩個上午，我們看到了兩個腫塊。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癌症化身：一種幾乎肯定能治癒，而另一種必然走向死亡。在希波克拉底天真地創造了包羅萬象的術語“karkinos”近2500年之後，現代腫瘤學對癌症的分類並沒有進步多少。爾曼的淋巴瘤和索倫森的胰腺癌，當然都屬於“癌症”，都是細胞的惡性增殖。但這兩種病的病程軌跡和“人格”實在是大相徑庭。即使用同一個名字“癌症”來稱呼它們，都感覺像是犯了某種醫學上的時代錯誤，就好比在中世紀，人們習慣使用“apoplexy”形容任何形式的中風、出血或癲癇。我們像希波克拉底一樣，天真地把腫脹的東西都歸為腫塊。
無論天真與否，20世紀60年代，正是這種籠統的歸類，斷然地、不可改變地認為在多樣化的各種癌症之下，潛在的共性信念激勵了拉斯克派。腫瘤學追求統一性的真理，那種1962年法伯所倡導的“普世性治療”。如果20世紀60年代的腫瘤學家在想象一種能治療所有形式的癌症的通用療法，那是因為在他們的想象中，就有一種疾病統稱為“癌症”。這種信念是這樣的：只要治好其中一種，就會不可避免地走向下一種癌症的治癒，依次類推，像一個鏈式反應，直到整個邪惡大廈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傾倒。
那種一把大錘最終徹底擊毀一種大病的設想，給內科醫生、科學家和癌症遊說者重新注入了活力和能量。對於拉斯克派人士來說，這是整合的原則、信念的秉承，一座吸引他們所有人唯一的燈塔。的確，拉斯克在華盛頓尋找到的癌症政治整合（由一位醫生或科學家帶領的單一機構和單一的資金來源）依靠的是一種更深的理念，一種醫學上的團結一致；認為癌症是單一的疾病、一塊巨石、一種單一而集中的故事。如果沒有這種宏大、包羅萬象的故事，瑪麗？拉斯克和西德尼？法伯無法想象這樣一場系統性的、有目的的戰爭。
那天晚上把本-爾曼送到診所的疾病――霍奇金淋巴瘤，本身在癌症世界中現身較晚。他的發現者托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是19世紀英國解剖學家，人又瘦又矮，留著鏟狀小鬍子，長著彎得驚人的鼻子，看起來像一位從愛德華-李爾（Edward Lear）的詩中走出來的人物。
1798年，霍奇金出生在倫敦城外的一個小村莊裡，來自本頓維爾一個基督教貴格派家庭。他是個早熟的孩子，很快成長為更加早熟的年輕人。他涉獵廣泛，從地質到數學再到化學都輕鬆掌握，興趣變化無常。他拜過地質學者為師，後來自己做了藥劑師，最後獲得愛丁堡大學的醫學學位。
一次意外事件誘使霍奇金進入了病理解剖學世界，帶領他走向“即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疾病”。1825年，倫敦的聖托馬斯和蓋伊醫院（St.Thomas' and Guy's Hospital）因人事問題一分為二：蓋伊醫院和它的新對手聖托馬斯醫院。這次分手就像很多離婚事件一樣，立刻引發了分割財產的惡毒爭端。這裡的“財產”是一批可怕的館藏：醫院裡珍貴的解剖標本――用甲醛泡在瓶子裡的腦、心臟、胃、骨骼，這些儲藏都是醫院的教學用具。聖托馬斯醫院拒絕交出這些珍貴的標本，於是蓋伊醫院開始忙亂地籌建自己的解剖博物館。霍奇金剛剛從第二次巴黎之行中歸來，在那裡他學會了如何準備和解剖屍體。他立即被蓋伊醫院聘用，為新解剖館收集標本。這項工作提供的最有創意的學術獎賞，可能就是他的新職位：博物館館長及死屍檢查員。
霍奇金為證明自己是一位傑出的屍檢員、一位有魄力的解剖館館長，幾年中他存儲了上百份標本。收集標本是一項相當普通的任務；霍奇金的特殊才能是管理它們。他不但是圖書管理員，也是病理學家，他發明了自己的病理學分類。如今，他最初用來儲存收藏品的建築已經損毀無遺。但是新的博物館，仍展示著他原有的標本，成了一道奇觀。位於高大建築的深處，有四個房間圍著中庭，這是一個鋼鐵和玻璃構造的巨大寶盒。你進門邁上樓梯，就會發現自己置身於一系列如瀑布般落下的展覽櫃之中。沿牆擺著一排排裝滿甲醛的罐子：一排是肺，另一排是心，還有腦、腎、骨等等。這種管理病理解剖物的方法，即通過器官分類，而不是按日期或疾病分類，在當時是一種新啟示。霍奇金通過這種方式達到在概念上居住在人體裡，並在人體內隨意爬進爬出，同時注意到器官和系統的關係，逐漸，他發現自己能夠憑直覺認出模式中的模式，有時甚至不需要進行特別的登記。
1832年初冬，霍奇金宣佈自己收集了一系列屍體，大多數是年輕男子的，他們有著奇怪的系統性疾病。正如他所說，這些疾病有一種“特殊的淋巴結增大”的特點。如果僅憑肉眼觀察，這種增大很可能被認為是肺結核或梅毒導致的，這些是當時較常見的會產生腺體腫大的疾病。但霍奇金堅信自己遇到的是一種全新的疾病，一種發生在這些年輕男子身上、未知的獨特病狀。他在論文《論淋巴結和脾的一些病態表現》（On Some Morbid Appearances of the Absorbent Glands and Spleen）中詳細記載了七具有這種現象的屍體，並把它呈交給內外科學會（Medical and Chirurgical Society）。
這位年輕執拗的醫生把舊的腫脹放入新的病理瓶中的故事，並沒有引起很大的反響。據說，學會里只有八個人參加了這次講座。散場後他們默默地魚貫而出，甚至懶得在落滿灰塵的簽到簿上留下大名。
霍奇金本人也為自己的發現感到有點尷尬。他寫道：“病理學論文如果沒有輔助治療的建議，不論治本還是治標，就可能被認為是沒有價值的。”僅僅描述一種疾病，不提供任何治療建議，對他來說似乎是一次空洞的學術練習、一種知識的浪費。在發表論文之後，他很快遠離了醫學。1837年，他與上級發生了一次相當激烈的衝突，隨後辭去了蓋伊醫院的職位。接著，他在聖托馬斯醫院做過短暫的館長――這是一次註定失敗的重操舊業。1844年，他完全放棄了學術實踐。他的解剖研究也慢慢地停止了。
1898年，霍奇金去世大約30年後，澳大利亞病理學家卡爾-斯滕伯格（Carl Sternberg）在用顯微鏡查看病人腺體的時候，發現一種特殊的細胞在盯著他：一種巨大、無序的細胞，有著裂開的、帶著分成雙葉的細胞核，模樣像“貓頭鷹的眼睛”一樣，在淋巴的樹林中陰沉地望著他。霍奇金的解剖分析終於有了最終的細胞解答。這些如貓頭鷹眼睛般的細胞，就是惡性淋巴細胞，也是癌變的淋巴細胞。霍奇金病是一種淋巴結的癌症――淋巴瘤。
霍奇金可能對自己僅能對該病做描述而感到失望，但他低估了仔細觀察的價值――他堅持不懈地獨自研究解剖學，結果偶然發現了這種形式的淋巴瘤所具有的最為重要的啟示――霍奇金病有一種獨特的傾向，會一個一個滲入附近的淋巴結。其他癌症則可能更不可預測，正如一位腫瘤學家所說，更“變化莫測”。比如肺癌，可能從在肺部的一個針狀腫瘤開始，之後自我釋放，突然轉移到腦部；胰腺癌因噴霧般地把惡性細胞送入遙遠的骨骼和肝臟而惡名昭著。但這位解剖學家發現的霍奇金病在解剖學上是馴良的，它好像會以精確、有序的速度，從一個相鄰的淋巴結移動到下一個，從一個腺體到另一個腺體，從一個區域到另一個區域。
這種從一個淋巴結局部擴散到另一個淋巴結的傾向，使得霍奇金病在癌症史上獨樹一幟。霍奇金病是惡性疾病的另一個混雜體。如果說法伯的白血病佔據了液態癌症和固態癌症之間的模糊邊界，那麼霍奇金病就佔據了另一個古怪的邊界，它是一種介於局部癌症與系統性癌症之間的疾病――霍爾斯特德對癌症的見解即將轉變成蓋倫的見解。
20世紀50年代早期，在加利福尼亞一次雞尾酒會上，斯坦福大學的一位放射學教授，亨利-卡普蘭（Henry Kaplan）偶然聽到一個要建直線加速器的計劃，供斯坦福的物理學家使用。直線加速器是X射線管發展到極端的形式。像傳統的X射線管一樣，直線加速器也把電子對準目標發射，產生高強度的X射線。然而，與傳統X射線管不同的是，直線加速器向電子灌輸了大量的能量，使他們在撞擊金屬表面之前，就擁有極快的速度。它產生的X射線具有極強的穿透性，強到不僅能穿過組織，還能使細胞灼傷死亡。
卡普蘭曾在國家癌症研究所接受訓練，在那裡學習了用X射線治療動物的白血病，但他的興趣漸漸轉向人類的實體瘤――肺癌、乳腺癌、淋巴瘤。他知道，固態癌症可以用射線進行治療，但癌症的外表面如同它的名字源於螃蟹的外殼一樣，先要深入地穿透它，才能殺死癌細胞。直線加速器所產生的這種尖銳、密集、刀刃一樣的射線，也許能讓他達到深埋在組織裡的腫瘤細胞。1953年，他說服斯坦福的一個物理學家和工程師小組，為醫院量身定做了一臺直線加速器。1956年，這臺加速器被安裝在舊金山的一座拱頂倉庫裡。卡普蘭從附近汽車修理廠借來起重機，親自穿梭在菲爾莫街和傳教山莊之間的車流中，把加速器的巨大防護鉛塊運回倉庫。
卡普蘭現在可以透過鉛塊上面的一個小針孔，直接指揮微小、定量的強力X射線――成百萬電子伏的能量集中爆發，能撕裂、殺死任何癌細胞。但是，要選擇哪種形式的癌症作為目標呢？如果說卡普蘭曾在國家癌症研究所學到過甚麼的話，那就是隻要關注一種疾病，就能進入整個疾病的宇宙中。卡普蘭在他的目標中所尋覓的特性，是相當明確的。由於直線加速器只能把殺滅光線聚焦在局部，那麼它的目標就應該是一種局部癌症，而不是系統性癌症。白血病不在考慮之列。乳腺癌和肺癌都是重要的目標，但二者都是不可預測的、易變的疾病，有著神秘且系統的擴散傾向。卡普蘭一雙慧眼，很快掃過惡性腫瘤的世界，最終把目光停留在最自然的目標上――霍奇金病。
國家癌症研究所的前高級臨床醫生喬治-卡尼洛斯（George Canellos）靠在椅子上，對我說：“亨利-卡普蘭就是霍奇金病。”當時，我們坐在他的辦公室裡，他在一堆手稿、論文、文獻、書籍、目錄和報告中到處翻找，從他的檔案中抽出卡普蘭的照片。照片中的卡普蘭戴著蝴蝶領結，在國家癌症研究所盯著幾打論文；另一張照片上他穿著白色外套，站在斯坦福的直線加速器旁，離他鼻子幾英寸的地方就是500萬伏的加速器探針。
卡普蘭並不是第一位用X射線治療霍奇金病的醫生，但他肯定是最堅持、最有系統性和最專注的醫生。20世紀30年代中期，瑞士放射學家雷內-吉爾伯特（Rene Gilbert）展示了放射能有效、神奇地消滅霍奇金病的腫脹淋巴結。但吉爾伯特的病人們在治療後都會復發，而且常發生在緊鄰放射區域的淋巴結裡。多倫多總醫院（Toronto General Hospital）的一位加拿大外科醫生威拉-彼得斯（Vera Peters）進一步深入吉爾伯特的研究，再擴大放射範圍，讓X射線不僅照射一個腫起的淋巴結，而是整個區域的淋巴結。彼得斯管這個策略叫“擴大野放療”。1958年彼得斯在分析她治療的一組病人的時候，觀察到擴大野放療能顯著增加霍奇金病早期患者的長期生存率。然而彼得斯的數據是基於對以前被治療病人的歷史分析回顧而來的。歷史上的序列會使結果偏倚，原因是醫生對病人療法的高度選擇性，還有他們只計算做過的最好的結果，所以彼得斯需要更嚴格的醫學實驗，一次隨機臨床試驗。
除了彼得斯，卡普蘭也意識到擴大野放療能減少復發，提高生存率，甚至也許能治癒早期的霍奇金病。但他缺少正式論據。1962年，亨利-卡普蘭受到一位學生的質疑，遂著手證明自己的觀點。
卡普蘭設計的試驗，迄今仍高居經典實驗之列。在第一套叫作“L1”的試驗中，他分配了同樣數量的病人到“擴大野放療”和侷限的“相關野放療”，並繪製了未復發存活曲線。答案非常明確。擴大野放療，也被另一位醫生描述為“細緻的放射療法”，大大降低了霍奇金病的複發率。
但卡普蘭知道，複發率降低並不等於治癒。因此他更加深入地進行研究。兩年後，斯坦福小組開始進行更大規模的放射，包括主動脈周圍的淋巴結。主動脈是從心臟通出的粗大弓形血管。在這裡，他們引入了一種創新的方法，後來證明對他們的成功起到了關鍵作用。卡普蘭知道，只有那些患有局部霍奇金病的病人，才可能從放射療法中獲益。而為了真實檢驗放療的效果，卡普蘭意識到，他可能需要一組嚴格限制的病人――病人的霍奇金病必須只涉及幾個相鄰的淋巴結。為了排除淋巴瘤體內散佈更廣泛的病人，卡普蘭設計了一套強效的系統測試，對病人的疾病進行分期，包括驗血、詳細的臨床檢查、一個叫作淋巴管造影術的檢查程序（是一種專門為淋巴結進行CT造影技術的原始祖先），還有骨髓活檢。即便如此，卡普蘭仍不滿意：他更加小心地開始進行探索性腹部手術，以及內部淋巴結活檢，來確定只有限制在局部患病的病人才能加入他的試驗。
放射線的劑量現在高得驚人。結果也同樣令人滿意。卡普蘭甚至記錄到了更長的生存期，已經延伸到了幾十個月，然後是幾十年。當第一批病人活過五年後，他開始揣測，或許有些人已經被擴大野放療治癒了。最終，卡普蘭的試驗方法從舊金山的倉庫走進了主流的臨床世界。
但是，霍爾斯特德不就是前車之鑑嗎？難道放射手術不會陷入同樣的邏輯嗎？即開拓越來越大範圍的治療，但病情每況愈下？為甚麼別人失敗的地方，卡普蘭能成功呢？
首先，因為卡普蘭是對疾病早期的病人施用仔細、嚴格的放射治療。並且在實施放射治療之前，殫精竭慮地給病人分類。通過嚴格限定治療的病人，卡普蘭顯著地提高了成功概率。
第二，他的成功，是因為他選對了目標。霍奇金病，在很大程度上講是一種局部疾病。1968年，《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一位評論員曾做出令人銘記的評論：“在所有嘗試治癒霍奇金病的努力中，最基本的一點是認為這些病例中，相當大一部分都是局部性的。”卡普蘭極度嚴謹地處理霍奇金病本質性的生物學特徵。如果霍奇金病的淋巴瘤在體內運動得更加隨意，以及如果擴散的神秘區域更加常見的話（比如幾種乳腺癌），那麼卡普蘭這種劃分的策略即使附以不厭其煩的詳細檢查，也會從根本上註定失敗。卡普蘭並沒有試圖調整疾病去吻合藥物，他學會了讓藥物去適和正確的疾病。
一絲不苟地把某一特別療法匹配於有固定形式和具體分期的癌症，這一簡單原則最終會在癌症治療中得到其應有的評價。卡普蘭意識到，早期、局部的癌症往往與廣泛擴散的轉移性癌症有內在的不同；即使同一類型的癌症也是如此。霍奇金病的近百個病例雖然在病理學上被劃分為一個整體，卻是近百種擁有共同主題的不同的變異體。癌症擁有狂暴的性情、個性和行為。生物學上的異質，要求治療方法的不同；同樣的治療不能任意施加於所有病例。即使卡普蘭在1963年就徹底明白了這一點，並把它作為治療霍奇金病的原則，那一代腫瘤學家仍要花上幾十年的時間，才明白同樣的道理。
行進中的軍隊
現在，我們是一支行進中的軍隊。
――西德尼-法伯，1963年
下一步：完全的治癒，勢不可擋。
――國家癌症研究所所長肯尼斯-恩迪克特
（Kenneth Endicott），1963年
為了尋求（在癌症中）長期生存，侵略性的多重藥劑療法扮演的角色遠遠沒有被人弄清楚。
――R.斯坦（R.Stein），科學家，1969年
1963年夏末的一個午後，國家癌症研究所的資深研習員喬治-卡尼洛斯走進臨床中心，看見湯姆-弗雷正在研究所的一塊黑板上潦草地寫著甚麼。弗雷穿著白色的長外套，正在羅列化學藥品名單，並用箭頭串聯它們之間的關係。黑板的一邊，是一列細胞毒素藥物――環磷酰胺、長春新鹼、甲基苄肼、氨甲喋呤。在另一邊，是一列朱布羅德和弗雷想嘗試治療的新癌症：乳腺癌、卵巢癌、肺癌、淋巴瘤。連接黑板兩邊的是用粉筆畫的線，把細胞毒素組合與癌症連接起來。乍一看，好像弗雷正在演算數學公式：A+B殺死C，E+F消滅G。
弗雷單子上的藥，大體上有三個來源。有些比如氨喋呤或氨甲喋呤，是科學家靈光乍現的產物（法伯通過猜測葉酸拮抗劑可能阻礙白血病細胞生長，發現了氨喋呤）。其他一些，比如氮芥或者放線菌素D，是機緣巧合的產物，比如人們偶然發現芥子氣或土壤細菌能殺滅癌細胞。而其餘的，比如6-巰基嘌呤，來自藥物篩選工作――檢測上千種分子並找到少數幾種擁有殺滅癌細胞活性的藥物。
有一個顯著的共性把所有這些藥物聯繫在一起，那就是它們都毫無例外是“細胞生長抑制劑”。比如氮芥會損傷DNA，殺死幾乎所有正在分裂的細胞；它能優先殺死癌細胞，因為癌細胞分裂得最活躍。想要設計出一種理想的抗癌藥物，必須要在癌細胞上鑑定出一個特殊的分子靶點，並且創造出一種化學藥物來攻擊這個靶點。但人們對癌症的基本生物學特性所知太少，事實上在20世紀60年代，想要找到這樣的分子靶點是難以想象的。但是即使缺少這樣的靶點，弗雷和弗雷瑞克也治好了一些患白血病的孩子。即使一般的細胞毒素，如果配以充足的活性劑量，都能以這種方式最終消除癌症。
這種虛張聲勢的邏輯必然是一種催眠藥。當時研究所裡的另一位職員，文森特-德-維塔（Vincent De Vita）寫道：“20世紀60年代，新一代癌症研究員曾想解決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細胞毒素化療是否有能力治療任何一種晚期惡性腫瘤。”對於弗雷和朱布羅德來說，回答這個“共同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運用越來越多的組合化療設備，來對抗另一種癌症――這次是一種固體腫瘤――這將讓他們重走探究白血病的進程。如果這種療法能對另一種癌症產生效果，那麼毫無質疑，腫瘤學已經發現了對付共同問題的通用解決辦法。那時，一種療法就能治療所有的癌症了。
但是要用哪種癌症驗證這個原理呢-像卡普蘭一樣，朱布羅德、德威塔和卡尼洛斯同樣把目光轉向霍奇金病，這種處於固體與液體之間模糊的邊界地帶的癌症，也是一個介於白血病、肺癌或乳腺癌之間的踏腳石。卡普蘭已經在斯坦福證明了霍奇金淋巴瘤可被精密地分期，那種局部疾病可以用高劑量的擴大野放療治癒。卡普蘭已經解開了一半的方程式：他曾用局部療法和放射治療治癒了只發生在局部的霍奇金病。如果轉移性的霍奇金病能通過系統、強力的組合化療法治癒，那麼朱布羅德的“通用解決方法”就有可信度了。這樣，方程就能被完全解開。
文森特-德威塔來自紐約混亂的揚克斯區，為人坦率、勇敢好鬥，連續從大學和醫學院拿到學位，並於1963年來到國家癌症研究所，一腳踏進了朱布羅德、弗雷和弗雷瑞克令人著迷的研究軌道。他將這些人採用的非傳統方法稱為“瘋子做的癌症研究”，並立刻痴迷於此。這些人是癌症研究中的勇士，是發明了幾乎能殺死病人的新藥的雜技演員，玩的是死亡與孩子的遊戲。他認為：“一定要有人向懷疑派表明，只要用對了藥就真的可以治癒癌症。”1964年初，他開始著手證明這些懷疑派是錯誤的。
德威塔領導第一個試驗，就是檢驗強力組合化療治療晚期霍奇金病的四種藥物――氨甲喋呤、長春新鹼（也叫作長春鹼）、氮芥和強的松（一種叫作“MOMP”的強毒性雞尾酒）。這次試驗僅治療14位病人；他們都入院治療，被限制在隔離房中，防止血液中白細胞計數降低，引發感染危及生命。不出所料，這種治療方法在國家癌症研究所受到了尖銳批評，這又是一次通往混合毒劑的死亡世界的飛躍。但弗雷出面，平息了批評，使這個項目得以繼續進行。
1964年，德威塔進一步調整了療法。氨甲喋呤被一種更強力的甲基苄肼試劑所取代，治療週期從兩個半月延長到六個月。德威塔帶著一組志趣相投的年輕研究人員，開始讓晚期霍奇金病患者加入“新雞尾酒療法”的試驗中，這個試驗叫“MOPP”。與淋巴母細胞白血病一樣，霍奇金病是一種罕見疾病，但是研究者並不需要費力地找病人。晚期霍奇金病，往往伴隨幽靈般的復發症，危及生命。青年男女（這種疾病通常會襲擊二三十歲的男女）往往被作為沒有治癒希望的病例送到國家癌症研究所來，因此他們就成了理想的實驗對象。僅僅三年，德威塔和卡米洛斯共吸收了43位病例患者。其中9人按卡普蘭的方法接受擴大野放療，但不幸的是，疾病仍然無情地出現廣泛擴散和轉移。其他人則用特定的某些單一試劑來治療。他們中無人對先前的藥物有任何持續的反應。
因此，就像在他們之前更年輕的一組白血病團隊一樣，一組新的患者每兩週在這家機構裡出現，坐上臨床中心的塑料椅，排隊領取政府分發的餅乾，等待試驗藥物的突襲猛攻。他們中最小的12歲，甚至還算不上是少年，但淋巴瘤細胞佔據了她的肺和肝。一位13歲的男孩胸膜腔生出了霍奇金病，惡性液體壓迫著胸腔和肺，讓他呼吸困難。他們中年紀最大的是一位69歲婦女，霍奇金病堵塞了她的腸道入口。
如果VAMP的恐怖在於感染引發的死亡――孩子們倒在病床上戴著呼吸機，細菌在血液中流竄，卻找不到任何白細胞，那麼MOPP的恐怖則深入內臟，導致過度嘔吐致死。伴隨著治療產生的噁心感是毀滅性的。它突然出現，強烈得幾乎讓人失神落魄，又突然減輕。許多病人，每兩週要從附近的城市搭機過來接受治療。飛機在空中顛簸飛行，藥物在血液裡左衝右撞，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比疾病更恐怖的噩夢。
反胃噁心僅僅是開始。隨著德威塔不斷推進組合化療的進程，更復雜和新奇的折磨也相繼出現。化療會造成男性和一些女性永遠失去生育能力。細胞毒素藥物引起的免疫系統喪失會引發特殊的感染――一種由卡氏肺孢子蟲（PCP）引起的罕見肺炎。第一例成人病例在一位接受了MOPP的病人體內發現。也許化療最令人不安的副作用會在十年以後才出現。幾位由霍奇金病治癒的年輕人，可能由於早期MOPP化療，又出現了第二種癌症，它通常是一種有極富攻擊性和抗藥性的白血病。和放射線一樣，細胞毒素化療會變成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治療癌症，另一方面引發癌症。
儘管存在明顯糟糕的副作用，但在治療過程之初，這種療法還是收到了成效。幾周內，很多年輕人體內明顯腫脹的淋巴結消散了。來自伊利諾斯的一位12歲男孩，曾被霍奇金病折磨得死去活來，體重還不足23公斤；經過不到三個月的治療，體重增長了一倍，身高也竄了大約60釐米。其他病人身上，霍奇金病對器官的殘害也減輕了。胸膜積液慢慢清除，腸內的淋巴結消失了。幾個月過去，組合化療明顯地取得了又一次的成功。半年後，43名病人中有35名得到了完全緩解。MOPP試驗並沒有對照組，但人們不需要對照組就能看出效果。對於晚期霍奇金病患者而言，這種反應和緩解率是史無前例的。這種成功將會長期持續下去：一半以上的患者會被治癒。
即使早期並不相信化療的卡普蘭都表示震驚。他寫道：“有些晚期病人現在都毫無復發地活下來，多重藥物化療戲劇性地改變了先前被分到III期或IV期霍奇金病的預後。
1968年5月，MOPP試驗上升到意料之外的強度，在淋巴母細胞白血病界也出了同樣出乎意料的新聞。
弗雷和弗雷瑞克的VAMP療法，受挫於一個奇怪而殘酷的階段。組合化療治癒了大多數孩子血液和骨髓裡的白血病，但是癌症卻在腦內爆炸性地發作。1962年VAMP試驗之後的幾個月，這些患兒大多帶著看上去無害的神經症狀蹣跚著回到了診所，但在一週或兩週後，情況急轉直下，突然死亡。曾經被廣泛讚譽為國家癌症研究所成功典範的VAMP，反而變成了一場噩夢。在最初接受治療的15位病人中，只有兩人活了下來。在國家癌症研究所，曾經激勵了最初研究的雄心和聲勢，如今走向了冷酷的現實。也許法伯的批評是正確的。也許淋巴母細胞白血病，最多隻能暫時緩解，但永遠不能治癒。也許最終，保守療法才是最佳選擇。
但是，許多腫瘤學家已經嚐到了高劑量化療的成功滋味，他們無法壓抑自己的樂觀情緒：萬一是VAMP的強度還不夠呢？如果化療能夠更進一步增強、更接近容忍極限呢？
這場爭論的帶頭人是36歲的腫瘤學家唐納德-平克爾（Donald Pinkel），他曾是法伯的弟子，被從波士頓招募到田納西州的孟菲斯，籌建一個白血病項目。在許多方面，孟菲斯都是波士頓的反面。孟菲斯到處充斥激烈的種族壓力和搖滾樂，南面是金粉大廈林立的恩賜之地，北邊是嚴酷孤立的黑人居民區。孟菲斯騷動不安、無法預測、色彩繽紛、常年溫暖，並且在醫學上講，是一個無人地帶。平克爾的新醫院叫聖猶大醫院（St.Jude，很適當地以註定失敗的守護神命名），是一座混凝土的海星狀建築，突兀在一片不毛之地的停車場上。1961年，平克爾來到這裡的時候，醫院還幾乎不能運轉，“沒有過去的記錄、資金不確定、大樓未完工、缺少醫護人員和其他員工”。
儘管如此，平克爾仍然建立了一個化療病房並投入運作，有護士、住院醫生，還有受過培訓的研究員專門管理有毒、易變的藥物。平克爾小組遠離紐約和波士頓的白血病研究中心，一心要超越其他所有白血病試驗，要青出於藍，把高劑量的組合化療推到極致。因此，平克爾在一次又一次的試驗中苦心鑽研，一步又一步接近耐受性的最大極限。平克爾及其同事對原有療法進行了四項重要革新。
首先，平克爾解釋說組合藥物對引起緩解是必要的，卻是遠遠不夠的。也許我們需要組合的組合――六種、七種甚至八種化學毒素彼此混合搭配，以獲得最大的效果。
第二，由於強力的化學藥品無法打破血腦屏障，很容易引起神經系統的復發，也許需要把化療藥劑注射到浸入脊髓的液體，逐步灌入神經系統。
第三，或許僅用滴注法也是不夠的。既然X射線能穿越血腦屏障，深入大腦，也許人們需要用高劑量的放射線照射顱骨，殺死腦內殘餘的癌細胞。
最後，正如李敏求在治療絨毛癌時所發現的，也許化療不應僅持續幾周或幾個月，像弗雷和弗雷瑞克做的那樣，而應該堅持一個月又一個月，持續到兩年，甚至三年。
從這些指導原則中產生出的治療方案，正像平克爾的一位同事描述的那樣，是“一次全面戰鬥”。首先，快速、連續地施用標準的抗白血病藥物；然後，在確定的時間間隔下，將氨甲喋呤通過脊髓穿刺注入脊髓；用高劑量的X射線照射大腦；之後，化療由更高劑量的藥物和交替的間隔期進行鞏固，“使用最大耐受的劑量”。患者往往還需要抗生素和輸血，通常連續進行幾周。長達兩年半的療程中涉及多次輻射照射、大量驗血、幾十次脊髓穿刺、多次靜脈注射藥物――這是如此精確、高要求的策略，單單是為了正確地調整劑量和進行監測，都勢必要犧牲幾個病人才有可能做到。因此，有期刊拒絕刊出報道。即使在聖猶大醫院，這種療法也被認為毒性太強，年長的研究員瞭解其中的風險，不願意冒險。因此，這個試驗在平克爾的監督下，被分配給了相對年輕的內科醫師。平克爾稱其為“全面治療”。
作為研究醫師，我們稱其為“全面地獄”。
2004年夏天，卡拉-裡德走進了這樣的地獄。化療放療接連不斷，黑色浪潮一波接一波。她有幾天在晚上溜回家（孩子們已經睡了，丈夫等她回來吃晚飯），第二天一早再回到醫院。她失眠、掉髮、沒胃口，之後她失去了更重要的、無法形容的東西――她的心氣兒、她的動力、她的意志。她如行屍走肉般在醫院四處徘徊，拖著小小的步伐從輸液室的藍色塑料椅走到中間走廊的飲水機，然後挪著相同的步子走回椅子。她回憶道：“放療簡直是最後一根稻草。我像屍體一樣，一動不動躺在診療臺上，臉上帶著面罩，我常常懷疑自己是不是還能醒過來。”就連在卡拉治療的第一個月裡定期來波士頓看望她的母親，在回到佛羅里達的家時也眼睛通紅，筋疲力盡。
卡拉更深地縮回自己的世界裡。她的憂鬱固化為某種堅硬的甲殼，而她本能地鑽了進去，把一切都關在了外面。她失去了朋友。在她剛開始看病的那幾次，我注意到她常常帶著一位快樂的年輕女性作為同伴。某天早上，我注意到那位朋友不見了。
我問道：“今天沒有伴兒？”
卡拉扭過臉，聳聳肩。“我們吵架了。”她的嗓音有些無情和呆板，“她想被需要，我不能滿足她的那種需要。現在不行。”
我尷尬不已，很同情那位走掉的朋友。作為卡拉的醫生，我也同樣需要被需要，需要得到承認，至少作為她戰鬥外圍的參與者而被承認。但卡拉沒有任何情感的能量來幫自己康復，當然更無餘力去滿足別人的需要。對她來說，同白血病的抗爭已經變得非常私密、深入內心；我們這些在外圍的其他人，都是幽靈般的旁觀者：是在她頭腦外徘徊的殭屍。她來就診，都是以尷尬的沉默開始和結束。早上，她穿過醫院進行另一次骨髓活檢，儘管冬日的陽光散射在房間裡，但我仍感到一絲寒意，一種接近同情但並非同情的沉重感。
檢查，一項接著一項。卡拉的療程已經持續了7個月，她一共來診所66次，接受了58次血檢、7次骨髓穿刺、幾次骨髓活檢。一位曾擔任護士的作家把這種典型的“全面治療”過程，按照患者涉及的檢查如此描述下來：“從他確診開始，埃裡克的病持續了628天。其中1/4的時間，他不是躺在醫院床上就是在看醫生。他進行了超過800次血檢，很多次的脊髓和骨髓穿刺，30次X射線，120次生化檢查，輸血超過200次。他的治療中涉及至少20位醫生，包括血液學家、胸腔醫學家、神經病學家、外科醫生、專科醫生等，還不包括心理醫生和幾十位護士。”
平克爾及其小組是如何在孟菲斯說服四到六歲的孩子完成這個治療程序的，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他做到了。1968年7月，聖猶大小組發表了最早的完全療法的迭代治療結果的初始數據。（平克爾小組在1968年至1979年間連續進行了8次試驗，每次都對療法做出了修改。）這次早期的試驗，不過是一家醫院對單組病人小型的非隨機性嘗試。但是忽略所有這些附加說明，結果仍是令人振奮的。孟菲斯小組總共治療了31位患者。他們中27名得到了完全緩解。復發中位時間（即在確診與復發之間的時間，用於衡量療效）延長到近5年，這是大多數法伯最早期患者最長緩解期的20倍。
但最重要的是，有13位病人（大約是原有病人的三分之一），再也沒有復發過。他們停止化療後，仍然活了下來。孩子們月復一月地回診所複查。最長的緩解時間已經到了六年，是那個孩子生命的一半。
1979年，平克爾小組重訪了用全面療法醫治了幾年的整組患者。在八次相繼的試驗中，總共有278名患者完成療程，停止了化療。其中，約1/5的人復發了。任何人都能看出來，剩下的八成患者，在化療後仍未復發，也就是說“治癒了”。平克爾在一篇評論文章中寫道：“兒童急性淋巴性白血病，不能再被認為是不可治癒的了。我們不能再接受以緩解為目標的治療方案。”
當然，他是在寫給未來，但在一種更神秘的意味上，他也是在寫給過去，寫給那些曾深深懷疑白血病治療，以及曾與法伯爭論要讓這些孩子“在平靜中死去”的那些人。
（本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