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蓋倫提出了建議，但是人們仍然不時地用手術切除小型腫瘤（據記載，即使蓋倫本人也做過這種手術，可能只是做個整容，或者臨終“安慰”治療）。但是作為一種療法，用手術祛除癌症仍然只是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才實施的。當藥劑與手術無效的時候，醫生們只得求助於蓋倫教誨唯一可行的療法――採取一系列複雜的放血和通便程式，以擠出體液，彷彿身體是一塊吸入過飽的沉重海綿。
消失的體液
拷問屍體，並非解剖精義。
――約翰-鄧恩（John Donne）
1533年冬天，來自布魯塞爾的19歲學生安德雷亞斯-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來到巴黎大學，希望能夠學習蓋倫的解剖學和病理學，以便日後成為一名外科醫生懸壺濟世。令維薩里震驚、失望的是，大學裡的解剖學課程荒謬無序。學校缺少進行解剖演示的專門場所，進行解剖演示的主宮醫院（Hospital Dieu）地下室也很恐怖。在那裡，講師們需要在腐爛的屍體之間趟出一條路才能前行，而狗則在一旁咬噬骨頭和散落下的肌肉。維薩里在一封信中寫道：“除了位置錯擺的八塊腹部肌肉之外，沒有人曾經向我展示過另一塊肌肉，也沒有任何骨骼，更不要說神經、靜脈和動脈的關聯了。”由於沒有關於人體器官圖的引導，外科醫生們只能任由自己對屍體劈砍摸索，就好像沒有海圖的水手出海――盲目地引導病人。
維薩里對這些盲目的解剖研究感到心灰意冷，於是他決定繪製自己的“解剖學地圖”。他需要有自己的標本，因此開始搜尋巴黎附近的墓地，尋找骨頭和屍體。在蒙福孔（Montfaucon），他發現了巴黎最大規模的絞刑場，經常會有一些死囚的屍體懸掛在那裡的絞刑架上。幾英里之外，是無辜者公墓（Cemetery of the Innocents），受大瘟疫感染的死難者的屍骸就半埋於此，已經腐爛到了骨頭。
絞刑場和墓地是中世紀解剖學家的“便利店”，為維薩里提供了一具又一具的標本。他一次又一次地到這裡“劫掠”，經常一天去兩次，從鎖鏈上割下標本，偷運回自己的解剖室。就在這種駭人的亡魂世界中，解剖學反而在他面前活躍了起來。1538年，維薩里同提香（Titian）畫室的一位藝術家合作，推出了他精心編制的畫板和著作――詳盡繪製了動脈和靜脈的路線圖，以及神經和淋巴結的位置。在某些畫板上，他掀開組織層，暴露出其下精細的外科平面。在另一幅繪圖中，他從橫剖面的角度切開大腦，以展示延髓池和腦室之間的關係。這相當於一種人工的CT掃描，但卻早於CT機問世幾百年。
維薩里的解剖學工程在剛開始的時候，只是純粹的智力練習。但是，它很快就被推動著走向滿足實用性的需求。蓋倫的體液致病理論認為所有的疾病都起源於四種主要體液的病理性淤滯，所以需要對病人採取放血以及通便淨化的手段，把肇事的體液擠出體外。但是要放血成功，必須針對病人的特定部位施行。比如，要對病人進行以預防疾病為目的的預防性放血，就需要在遠離可能的發病部位的部位施行，以便將體液引出。但是，如果要對病人實施治療性放血，即要治療已經發生的疾病，就需要在其附近通向發病部位的血管上進行放血操作。
為了理清這個本已模糊的理論，蓋倫從希波克拉底那裡借用了一個同樣模糊的表達法，這個詞在希臘語中表示“直入（straight into）”，描述“直入”腫瘤的血管。但是，蓋倫的術語令內科醫生們更加捉摸不定。他們感到疑惑，蓋倫所說的“直入”究竟是甚麼意思？哪些血管會直入某一腫瘤或某一器官？哪根血管又會通出？這些指導造成了一個充滿誤解的迷宮。在缺少系統性解剖學繪圖、正常解剖學尚未建立的情況下，也就不可能推想異常的解剖學了。
維薩里決定通過系統性地繪製人體內的每一條血管和神經，為外科醫生繪製一部解剖圖集，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在解釋神聖的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觀點的過程中，我碰巧在圖上繪製靜脈血管，因為你知道，即使在博學之士中間，關於靜脈放血術也有很多分歧和爭議。”
但是，維薩里發現，這項工作一旦開始，就停不下來了。“我對靜脈血管的繪圖，令醫學教授和學生們大為欣喜，於是他們熱切地向我求索動脈血管的繪圖，以及神經的繪圖……我不能讓他們失望。”人體是息息相關的系統：靜脈和神經平行佈設，神經和脊髓相連，脊髓和腦相連。以此類推，只有整體把握人體，才能掌握解剖學。很快，這項工程就變得無比龐大複雜，以至於要外包給其他的繪圖員來完成。
但是，不管維薩里多麼努力地檢視人體，他仍然無法找到蓋倫所說的“黑膽汁”。“autopsy”（屍檢）一詞，來源於希臘語的“親眼看見”；隨著維薩里學著自己親眼所見，他已不能再滿足於蓋倫的虛幻定論。淋巴系統攜帶著青白色的水樣液體；血管如預期一般充滿了血液；黃膽汁存在於肝臟。但是，蓋倫所說的誘發“癌症和憂鬱症的滲透性載體”黑膽汁，卻無從得見。
維薩里發現自己處境尷尬。他是浸淫在蓋倫學說的傳統中成長起來的；他不但學習，而且還編輯和再版了蓋倫的著作。但是，蓋倫生理學的閃閃發光的中心概念之一――黑膽汁，卻無跡可查。維薩里對自己的發現採取了迂迴的態度。一方面，他感到內疚，於是向早已逝去的蓋倫致以了更多的美譽之詞。但另一方面，作為一名不折不扣的經驗主義者，維薩里只按照自己親眼所見的東西來繪圖，而把結論留給他人去總結。人體內根本沒有黑膽汁！維薩里當初發起的解剖學工程，本來是要拯救蓋倫理論的。但是，他最終默默地埋葬了這個理論。
1793年，倫敦的解剖學家馬修-貝利（Matthew Baillie）出版了一部教材，名為《人體重要部位的病態解剖》（The Morbid Anatomy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Human Body）。這本為外科醫生和解剖學家所寫的著作恰恰與維薩里的工作相反――如果說維薩里的解剖圖描繪了正常人體結構的話，那麼貝利則描繪生理異常的人體狀態。這是用一種倒像透鏡來審視維薩里的研究。在這裡，蓋倫對疾病的奇幻推想受到了嚴重的挑戰。黑膽汁或許並不存在於正常的組織中，那麼腫瘤裡應該滿是黑膽汁吧？但事實上，在腫瘤中也找不到。貝利描寫了肺癌（大如一隻橘子）、胃癌（類似海綿一樣的外觀）和睪丸癌（有惡臭的深度潰瘍），併為這些腫瘤提供了生動的雕版印圖。但是，他到處都無法找到膽汁的通道――即使在如橘子般大的腫瘤中也找不到；在惡臭的深度潰瘍的洞穴中也沒有發現。即使蓋倫所說的隱形的液體網絡的確存在的話，也必然是存在於腫瘤之外、存在於病理學世界之外、存在於常規的解剖學研究領域之外――簡而言之，存在於醫學科學之外。像維薩里一樣，貝利只描畫他所實際看到的解剖現象和癌變。曾經千百年來，根植於醫患心中的那條栩栩如生的黑膽汁通道以及“腫瘤中的體液”，終於從我們的圖畫中消失不見了。
“遙表同情”
在治療癌症時，我們要說，對於內服藥物不應抱甚麼信心；只能完全移除受病變影響的部位，別無他法。
――《實用外科詞典》（ADictionary of Practical Surgery），1836年
馬修-貝利的著作為手術切除腫瘤奠定了智識基礎。如果正像貝利所發現的那樣，黑膽汁並不存在，那麼外科手術祛除癌症可能確實能讓身體擺脫這種疾病。但是，手術作為一門學科，還沒有為這種操作做好準備。18世紀60年代，貝利的舅父蘇格蘭外科醫生約翰-亨特（John Hunter）已開始不顧蓋倫的教誨，在倫敦一家安靜的診所為患者切除腫瘤。亨特進行了精心研究，在自家陰暗的獸籠中解剖動物和屍體。但是研究卡在了一個關鍵瓶頸。亨特可以熟練地切進腫瘤。如果腫瘤是“可以移動的”（他這樣描述表層非侵襲性癌症），就可以把它們摘除，而不影響腫瘤下面脆弱的組織結構。亨特寫道，“如果腫瘤不僅是可動的，並且可以自然地分開，那麼就可以安全地摘除。但是需要非常謹慎，要確定這些繼生腫瘤是否都在手術刀可及的範圍，因為我們很容易被騙”。
最後這一句至關重要。雖然表述尚屬粗糙，但亨特已經開始為腫瘤進行“分期”了，可移動的腫瘤是早期的原位癌。不可移動的腫瘤是晚期浸潤型的、轉移的腫瘤。亨特認為，只有可移動的腫瘤才值得做切除手術。對於晚期形態的腫瘤，他坦率地提出了一個令人心寒的建議――只能“遙表同情”。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印和闐。
亨特是一位完美的解剖學家，但他的手術理念遠遠領先於他的雙手。他精力充沛，行事勇往直前，每晚只睡四個小時。為了不斷地練習手術技巧，不放過動物王國每一個角落裡的屍體――包括猴子、鯊魚、海象、野雞、熊和鴨子。但面對活生生的患者，他發現自己寸步難行。即使他把病人用酒精和鴉片迷倒後，以極快的速度進行手術，但是手術對象從冰冷不流血的屍體一躍至活人身上後，仍充滿了危險。病人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手術中的痛楚，還有手術後被感染的威脅。那些在手術檯上經歷了可怕的磨難而倖存下來的患者，往往不久之後還會在自己的床簀之上更悲慘地死去。
1846年到1867年這短短的幾十年間，人類的兩項發現一舉掃蕩了困擾手術的這兩重陰霾，從而使癌症外科醫生重拾起亨特曾試圖在倫敦力求完美的大膽嘗試。
第一項發現是麻醉術。1846年，在距一百年後西德尼-法伯的地下實驗室不到十英里的麻省總醫院，一個擁擠的外科手術廳進行了麻醉術的公開演示。10月16日上午約10時許，一群醫生聚在醫院中心的一座中部凹陷的大廳裡，波士頓牙醫威廉-莫頓（William Morton）拿出了一個配有吸入器、內含約一夸脫乙醚的小玻璃蒸餾器。他打開噴管，讓病人愛德華-雅培（一名印刷工）吸入幾縷蒸氣。隨著雅培陷入慵懶的深度昏迷，一位外科醫生走進圓形手術廳的中心，手法巧妙地在雅培的脖子上切了個小口，然後快速縫住一條腫脹變形的血管（被稱為一個“腫瘤”，把惡性腫瘤和良性腫脹混為一談了）。幾分鐘後，雅培醒來說：“自始至終，我都沒有感到疼痛，雖然我知道手術正在進行。”
麻醉讓病人告別了痛苦，使得外科醫生能進行往往持續幾個小時的手術。但術後感染這一障礙依然存在。直到19世紀中葉，這種感染仍非常普遍，而且往往致命，但其原因一直蔚然成謎。1819年，一位外科醫生得出結論，“必定是（在傷口中）有一些微妙因素，逃過了我們的眼睛。”
1865年，蘇格蘭醫生約瑟夫-李斯特（Hoseph Lister），就如何消除巧妙地潛伏在傷口上的“微妙因素”，提出了一項不尋常的猜想。李斯特從傳統的臨床觀察入手：傷口暴露在空氣中，會很快變成壞疽；但封閉的傷口卻往往能保持清潔、不受感染。在格拉斯哥（Glasgow）醫務所的術後療養病房裡，李斯特曾經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傷口從一個發炎紅腫的邊緣開始蔓延，然後從內向外發生腐爛，並往往伴隨發燒、流膿的症狀，然後迅速壞死（這是真正的“傷口化膿”）。
李斯特想到了一個遠在巴黎看似無關的實驗――偉大的法國化學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把肉湯暴露在空氣中，肉湯很快就變渾濁，開始發酵；而密封在滅菌真空罐內的肉湯依舊清淨。根據這些觀察，巴斯德提出了一項大膽主張：空氣中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菌）落入清湯，滋長，造成了渾濁。李斯特進一步推進了巴斯德的推理――暴露的傷口是血塊和裸肉的混合物，根本就是另一種形式的“巴斯德肉湯”，是細菌生長的天然培養皿。在法國，落入巴斯德培養基中的細菌，是否也是乘著空氣落入李斯特在蘇格蘭的病人的傷口中呢？
接著，李斯特靈光一現：如果術後感染是細菌引起的，那麼一種抗菌手段或化學藥物也許能起到遏制這些感染的作用。他在臨床筆記中寫道：“我想到，不排除空氣的情況下，在傷口上敷用能殺死懸浮微粒生命的一些輔料，或許就能避免受傷部位的腐爛。”
在鄰鎮的卡萊爾，李斯特曾觀察到汙水處理廠用一種味道芳香、含有石炭酸的廉價液體來淨化汙水。於是李斯特開始把石炭酸糊料敷到術後傷口上。（在他看來，運用汙水淨化劑處理病人的傷口，沒甚麼可大驚小怪的。）
1867年8月，一名13歲的男孩在格拉斯哥某集市上操作機器時，嚴重切傷了自己的手臂，被送到了李斯特所在的醫院。男孩大面積開放性創傷，傷口沾滿了汙穢，這種情況下會生壞疽。但是，李斯特並沒有進行截肢，而是敷以石炭酸藥膏，希望保住手臂免受感染。傷口眼看著就要被嚴重感染，似乎要變成膿腫了。但李斯特堅持不動搖，並加強了石炭酸藥膏的用量。一連幾周，所有的努力都看似徒勞。但是，就像著火的繩子燒到了盡頭一樣，傷口開始乾燥。一個月後，揭去藥膏，下面的皮膚已經痊癒。
不久，李斯特的發明就加入到了“抗癌手術的前線”。1869年，李斯特用一張餐桌做手術檯，乙醚做麻醉劑，石炭酸做抗菌劑，為他的妹妹伊莎貝拉-皮姆（Isabella Pim）切除了乳房腫瘤。伊莎貝拉術後並未發生感染，活了下來（不過最終還是在三年後死於癌症肝轉移）。幾個月後，李斯特又為另一名大腿上很可能長了肉瘤的癌症患者進行了大面積截肢。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對乳腺癌的手術已經成為李斯特的常規治療手段，手術範圍也延伸到了乳腺之下受癌症影響的淋巴結。
消毒和麻醉這兩項技術的突破，讓手術化蛹成蝶，從中世紀的桎梏中擺脫出來。有了乙醚和石炭酸皂做武器，新一代的外科醫生衝破了曾令他們望而止步的瓶頸，在人體上實現了亨特及其同事當年只能對屍體進行的複雜解剖程序。一個癌症手術的輝煌世紀展現在人們面前。從1850至1950年，外科醫生向癌症發起了大無畏的進攻――剖開身體，切除腫瘤。
這個時代的代表人物是多才多藝的維也納外科醫生特奧多爾-比爾羅特（Theodor-Billroth）。生於1821年的比爾羅特以同樣的熱情專注於音樂與外科手術的研究。（這兩種專業往往攜手而行。兩者都把手的技藝推向極致；都要隨著不斷的實踐和年齡的增長而成熟；都依賴於靈巧、精確、相對而生的拇指。）1867年，身為柏林大學教授的比爾羅特開始系統性地研究打開人體腹腔、消除惡性腫瘤的方法。直到比爾羅特的時代，腹部手術後的死亡率之高，仍令人望而卻步。比爾羅特的研究細膩而有條理：僅僅是為了練習打開和縫合動物和人類屍體的腹部，確定明確而安全的手術路徑，他就花了近十年的時間反覆實踐。80年代初，他已確定了手術路徑，“目前已經足以證明，開腹手術是可行的”。他寫道，“我們下一步所要關注、研究的對象，必須是確定適應症，以及開發適應各種病情的手術技術。我希望我們已經邁出了很好的一步，能夠拯救那些迄今為止被視為無醫可救的不幸患者”。
比爾羅特被任命為綜合醫院（Allgemeines Krankenhaus）的教授，該院是維也納大學的教學醫院。他和他的學生開始掌握並運用各種技術，從胃癌、結腸癌、卵巢和食道腫瘤患者的體內摘除腫瘤，希望能治癒身體的癌症。從探索到治療的轉變，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挑戰。外科醫生的任務是摘除腫瘤組織，同時保持正常組織和器官完好無損。但比爾羅特很快就發現，完成這個任務，需要近乎像上帝一樣的創造精神。
維薩里時代以來，手術一直處於自然解剖學研究的範疇內。但是，癌症經常突破和扭曲人體自然結構的解剖學邊界，因此人們必須要找到“非自然邊界”來約束它。例如，為了切除癌變的胃的末端，比爾羅特必須在手術後把剩餘的胃臟掛到附近的一片小腸上面；要切除整個胃的下半部分，他不得不把剩餘部分附加於一截遙遠的空腸那裡。到了19世紀90年代中期，比爾羅特已為41例胃癌患者做了這種新型人體結構解剖整形手術；其中有19例患者存活。
這些手段標誌著人們在癌症治療方面取得了關鍵性的進展。到20世紀初，許多原位限制性癌症（即無轉移灶的原發腫瘤）可以通過手術切除。這些癌症包括子宮癌和卵巢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結腸癌和肺癌。如果在這些腫瘤侵入其他器官之前，就施行手術摘除，那麼就能治癒相當大一部分的病人。
然而，儘管取得了這些顯著的進步，一些癌症――甚至看似原位限制性癌症，仍然會在手術後復發，這就需要做第二次，而且往往還需要做第三次切除腫瘤的嘗試。醫生回到手術檯一次又一次地切除，從體內一塊又一塊地挖除癌症，彷彿陷入了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
但是，如果在癌症最早期就用能想到的最具決定性的手術來“斬草除根”，又會怎樣呢？對於傳統原位手術法無力治癒的癌症，如果可以通過一種激進的、積極的手術，徹底掘除其根源，不留絲毫殘餘，是否可能治癒？在這個痴迷於外科醫生潛能和創造力的時代，一刀剷除癌症的想法充滿了期望、期待與想象。這樣的執念落在蠢蠢欲動、即將引爆的癌症世界裡，正像往火藥桶裡拋下了一隻爆竹。
極端理念
那位讚美這個場合，
可以讓他闡明深奧事物的教授，
靠近我，愉悅地指導――
“切除那個乳房。”
“抱歉，”我悲傷地說，
“但我已忘了如何手術。”
――魯道夫-費古奧爾勒（Rodolfo Figuoeroa）
《詩人醫生》（Poet Physicians）
結束了：她穿上衣服，優雅而輕柔地走下桌臺，尋找詹姆斯；然後她轉向那位外科醫生和他的學生們，屈膝行禮――並低聲而清晰地請求，如果她有不當的舉止，請他們原諒。我們這些學生，全都像孩子一樣哭泣著；外科醫生把她攙扶起來。
――約翰？布朗（John?Brown）
描述19世紀的一次乳房切除手術
威廉-斯圖爾特-霍爾斯特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的名字與“根治性（激進）外科手術”的概念密不可分，但他本人未曾要求這項榮譽。相反，這項榮譽幾乎是不請自來地落在了他的頭上，就像刀片被默默遞到外科醫生的手中一樣。根治性手術並非霍爾斯特德的發明。他從前輩那裡繼承了這一理念，並將它發揮得淋漓盡致且邏輯完美，這使得“霍爾斯特德”這個名字不可避免地與這種手術連在了一起。
1852年，霍爾斯特德出生於一位富裕的紐約服裝商人家庭。從安多佛（Andover）的菲利普斯高中（Phillips Academy）畢業後，他考入耶魯學院（Yale College）。在大學，吸引任課教師和導師關注的，是他的運動能力，而非學術成績。他之所以進入外科領域，根本就是一種巧合。進入醫學院，並不是因為他非常想做一名外科醫生，而是因為他無法想象自己繼承父業去做一名商人。1874年，他被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at Columbia）錄取後，立即迷上了解剖學。這一興趣就像他日後許多其他的興趣一樣（包括純種犬和馬、上漿的桌布、亞麻襯衣、巴黎的皮鞋，還有完美的手術縫合），很快就成為一種令他迷醉的追求。他大口咀嚼著整本解剖學課本上的知識，書本讀完，他就將自己近乎貪婪的求知慾投向真實的病人。
70年代中期，霍爾斯特德通過資格考試，進入擠滿了外科病人的紐約市屬貝爾維尤（Bellevue）醫院，成為一名外科實習醫生。他穿梭幾英里遠的紐約市區，奔波于貝爾維尤醫院和哥倫比亞大學之間，時間都花在了醫學院和外科診室。可想而知，臨近醫學院畢業，他已經精神崩潰。在布洛克島休養了幾周後，他重振精神，以飽滿的精力和熱情繼續自己的研究。他用英勇的奧利匹克式精神，拼命努力達到生理極限，隨之而來又是幾近崩潰的狀態。這種模式，幾乎成為了霍爾斯特德面對任何挑戰的解決方式。他在進行外科手術、外科教育以及癌症研究時，也留下了相同的獨特印記。
霍爾斯特德進入外科的時候，正值該領域歷史發展的過渡時代。放血、拔罐、瀝濾和催洩，是當時的普遍療法。19世紀50年代年代，一位因術後感染而抽搐、發燒的婦女接受了甚至比當初手術更野蠻的治療。她的外科醫生洋洋得意地寫道：“我給她的雙臂各開了一個大口，並且切開了她的兩條顳動脈，讓血液同時從這些切口盡情流出，直到她出現抽搐才停止。”另一位醫生，在給一位肺癌患者開處方時寫道：“少量放血能帶來暫時的緩解，當然，這個手法不能經常重複。”在貝爾維尤醫院，“實習醫生們”提著“膿液桶”在過道里奔走，桶裡病人的膿液也隨著濺灑出來；用羊腸線製成的手術縫合線用唾液捻抹後，掛在傷口處直接暴露在空氣中；外科醫生把手術刀插在口袋裡，到處晃來晃去；若是有工具掉到粘著血汙的地板上，就撿起來撣撣灰，再塞回口袋，或者就插進手術檯上病人的體內。
1877年10月，霍爾斯特德暫時拋下這個充滿了清潔用品、放血器、膿液桶和庸醫的可怕醫療世界，前往歐洲遊歷。他參觀了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和萊比錫的診所，美國的年輕外科醫生通常被派往這些地方，學習精湛的歐洲手術技巧。機緣巧合的是，霍爾斯特德在歐洲時，癌症的外科手術正破繭而出，剛剛起步。在巴洛克風格的維也納綜合醫院的外科演示廳內，特奧多爾-比爾羅特正在向他的學生教授胃部解剖的新技能（比爾羅特告訴學生，這離完全切除癌症僅剩“大膽的一步”了）。在離維也納幾百英里的哈雷（Halle），德國外科醫生理查德-馮-福克曼（Richardvon Volkmann）也正致力於研究乳腺癌手術技能。霍爾斯特德見到當時歐洲外科手術的大師們，包括曾完成肝臟精細解構的漢斯-布加（Hans Chiari）和曾追隨比爾羅特共同參與甲狀腺精細解剖研究的安東-沃弗爾（Anton Wolfler）。
對於霍爾斯特德來說，此次穿梭於柏林、哈雷、蘇黎世、倫敦和維也納之間的旋風之旅，是一場知識的洗禮。當他於80年代初回到紐約工作時，李斯特的石炭酸噴劑、沃弗爾對癌症外科的早期嘗試、比爾羅特神奇的腹部手術……這些旅途中見識的理念在他的內心不斷翻滾，深受鼓舞與啟發。他忘我地投身於工作中，奔波在羅斯福醫院（Roosevelt Hospital）、哥倫比亞大學內科與外科學院、貝爾維尤醫院、錢伯斯醫院（Chambers Hospital）等各大醫院之間，為病人進行手術。霍爾斯特德為人大膽、富有創造力、個性果斷，對自己的技術信心滿滿。1882年，他在餐桌上為他的母親移除感染的膽囊，成功地完成了美國曆史上首例膽囊移除手術。接著他又因姐姐產後大出血，被匆忙喚來診治，他將自己的血液輸入姐姐體內，救了她的命。（那時候他對血液配型毫無概念，不過幸運的是姐弟兩人的血型完全匹配。）
1884年，在其紐約的事業正處於黃金時期的霍爾斯特德讀到了一篇有關新型手術麻醉劑――可卡因的論文。當年在哈雷福克曼的診所中，他曾看到德國醫生做手術時使用過這種藥物；它便宜好用、易於配量，是外科麻醉中的“快餐”。這激起了霍爾斯特德的實驗好奇心，他開始為自己注射這種藥物，為的是在麻醉病人以實施大手術之前，親身檢測藥效。他發現可卡因所產生的效用，遠遠不止是暫時的麻痺而已；它還增強了霍爾斯特德不知疲倦的本能，助長了他原本就狂熱的活力。正如一個觀察者所說，霍爾斯特德的頭腦變得“越來越清晰、不知疲倦，不想也不能入睡”。霍爾斯特德似乎征服了他作為凡人所有的缺點――對睡眠的需求、精力疲憊和虛無幻滅。他焦躁興奮的人格終於找到了完美的藥理配方。
在接下來的五年裡，儘管霍爾斯特德對可卡因的依賴程度越陷越深，但作為一名青年才俊，他在紐約的醫療事業仍然如日中天。他以無與倫比的克己和自律盡力控制自己的藥癮。（據報道，到了晚上，他會在床邊觸手可及之處放一瓶未開封的可卡因，不斷地用藥物來考驗自己的毅力。）但是他的藥癮經常復發，並且來勢洶洶，已無法完全戒掉。他主動進入了坐落於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的巴特勒療養院（Butler sanatorium），在那裡用嗎啡治療他的可卡因藥癮――這本質上不過是以毒攻毒，毒之更甚而已。1889年，深陷在這兩種高度上癮的藥物之間的霍爾斯特德（但他在紐約的外科診的工作所仍然成績顯赫），受聘到由著名內科醫生威廉姆 韋爾契（William Welch）新建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韋爾契一方面是要開辦一個新的外科部，另一方面也是要他從紐約那個孤立隔絕、過度勞累、用藥成癮的世界中擺脫出來。
霍普金斯醫院原本是要改變霍爾斯特德，也確實取得了效果。霍爾斯特德一改之前好社交、外向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封閉而隱秘的帝國中，這裡一切都控制有序，清新、美好。他為年輕的住院醫生啟動了一項令人驚歎的訓練計劃，要用自己的想法塑造他們――對他們選擇這個超出常人的職業，實行非凡的啟蒙，強調英雄主義、忘我、勤勉並且不知疲倦。（1904年，他寫道，“有人會反對，說學習期過長，將導致年輕醫生的怠惰”，但是“這些職位原本就不是給那些輕易厭學的人準備的”。）霍爾斯特德娶了他曾經的護士長凱若琳 漢普頓（Caroline Hampton），住在山頂上一座不規則的三層豪宅（他的一名學生曾描述其居所“冰冷如石，不宜居住”），夫婦兩人各居一層。他們沒有子女，不喜社交，為人刻板，以隱匿聞名，夫婦倆以豢養優種馬和純種臘腸犬為樂。霍爾斯特德仍舊深度沉迷於嗎啡，但是他嚴格地按計劃控制服用劑量，連他最親近的學生都沒有察覺。這對夫婦盡力遠離巴爾的摩的社交界。若有造訪者不期而至，他們就吩咐女傭告知來訪者，霍爾斯特德夫婦不在家。
這種規律的生活節奏使霍爾斯特德遠離塵囂，得以全力以赴地對抗乳腺癌。在哈雷的福克曼診所，霍爾斯特德曾目睹德國外科醫生以日趨精湛的技術對患者施行激進的乳腺腫瘤切除手術。不過霍爾斯特德知道，福克曼碰壁了――即使手術範圍越來越大，越來越徹底，乳腺癌仍會復發，最終會在術後數月甚至幾年內再度復發。
是甚麼導致這種舊病重發呢？1860年，英國倫敦聖盧克醫院裡（St.Luke's Hospital）的外科醫生查爾斯-摩爾（Charles Moore）也注意到了這些惱人的局部復發。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令他沮喪；他開始用微小的黑點在乳腺繪圖上記錄下每一次復發的解剖學構造，標示原始腫瘤的發生位置、手術的精確範圍和癌症復發的位置，創造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癌症復發記錄法。令摩爾吃驚的是，隨著一點一點地描畫，浮現出一種模式――復發的位置恰恰多聚集在最初的手術邊緣，好像手術未能清理完全，殘留下來的癌細胞又捲土重來。摩爾總結道：“乳腺癌手術必須要徹底仔細地清除整個器官……術後癌症的原位復發是因為原發腫瘤殘餘繼續生長所致。”
摩爾的假設有一個明顯的推論：如果乳腺癌的復發是因為最初手術時切除不徹底，那麼顯然在初次手術時，就應該切除更多的乳腺組織。既然摘除的邊界是癥結的所在，那麼為甚麼不擴大手術範圍呢？摩爾強調，外科醫生試圖在手術中寬待女性患者，不令她們外形損毀，實在是“婦人之仁”，這會讓癌症得以從刀下逃脫。在德國，霍爾斯特德看到福克曼不僅僅在手術中摘除了乳腺，而且還切除了乳房下方薄薄一層像扇子一樣的胸小肌，為的是徹底根除細微的癌細胞殘餘。
霍爾斯特德把這種思路更向前推進了一步。福克曼撞上了一堵牆，但霍爾斯特德準備打穿這堵牆。他不打算切除功能不大的胸小肌，而是決定向胸腔的更深處挖掘，切除負責肩膀和手臂運動的胸大肌。這一創新不只霍爾斯特德想到了，紐約的一位外科醫生威利-梅耶（Willy Meyer）在90年代也獨立完成了同樣的手術。霍爾斯特德把這一舉措稱為“根治性乳房切除術”，其中“根治性”（radical）一詞取自拉丁語“根”（root）的意思；他要把癌症連根拔起。
但是霍爾斯特德顯然鄙視“婦人之仁”手術方式的，他的手術並未止步於胸大肌。癌症在他的根治性乳房切除術下仍然復發，於是他將切除部位深入到了胸腔。到了1898年，霍爾斯特德的乳房切除術開始了他所聲稱的“一個更根治性的”轉變――這時，他開始切除鎖骨，直達其下方的一小簇淋巴結。他在一次外科會議上宣佈，“我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清除了鎖骨下窩”，並且強調保守的非根治性手術處理乳腺癌是“切不乾淨的”。
在霍普金斯醫院，霍爾斯特德的學生們孜孜以求，爭相開創手術技術以趕超自己的老師。約瑟夫-布萊德格（Joseph Bloodgood）是霍爾斯特德培養的第一批住院醫生中的一員，他已經開始探索從脖頸處開刀，切除一串位於鎖骨上的腺體。另一位明星弟子哈維-庫興（Harvey Cushing）甚至“切除了前縱隔”――深埋在胸腔裡的淋巴結。霍爾斯特德注意到，“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在一些重大的手術中切除縱隔腔內的組織”。一場恐怖的“馬拉松”就此展開。霍爾斯特德和他的學生們，寧願切除身體的整個組織，也不願面對癌症的復發。在歐洲，一名外科醫生為一名患乳腺癌的婦女切除了三根肋骨和胸腔內的其他組織，並截去了一側的肩膀和鎖骨。
霍爾斯特德承認自己的手術是一種“肉刑”，乳房切除術牽連甚廣，永久地損毀了病人的形體。隨著胸大肌的切除，肩膀向內凹陷，就像一直在聳肩一樣，手臂永遠不可能向前伸或向側展開。切除腋窩下面的淋巴結，往往會破壞淋巴液的流通，使得手臂因液體累積而腫得像大象腿一般，他把這種情況生動地稱作“外科象皮腫”。手術後，病人們通常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才能復原。然而霍爾斯特德認為這些後果是可以接受的，就像是在一場全面的戰爭中，傷殘是無法避免的。但霍爾斯特德也流露出對病人真摯的關懷，在描述90年代所做的創口深至脖頸的手術時，他寫道：“患者是一位年輕小姐，我真不願毀壞她的外形。”在他的手術筆記中，除了潦草地記錄手術結果，還有一些個人備忘錄，用語溫柔，宛如一位慈父。在某一病例結案後他寫道，“手臂運用自如，都可以伐木了……無腫大”，在另一個案例的頁邊記下：“已婚，有四個孩子。”
但是，霍爾斯特德的乳房切除術真的能挽救生命嗎？根治性切除手術真能治癒乳腺癌嗎？被他非常“不情願毀形”的那位年輕女性，真的從損毀肢體的手術中受益了嗎？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根治性乳房切除術盛行的社會環境。19世紀70年代，霍爾斯特德遠赴歐洲向大師們學習時，外科學剛剛擺脫了稚嫩的青春期。到了1898年，它已經搖身一變，成為一個自信滿滿的學科，陶醉於自己的技術能力，優秀的外科醫生儼然將自己當成了表演家。他們把手術室稱作“手術劇場”，把手術當作一場精心準備的表演，一群緊張而安靜的觀眾在劇場上方觀看這場演出。1898年，一位觀眾寫道，觀看霍爾斯特德的手術就像在觀賞“一位藝術家與患者的親密接觸，抑或一位威尼斯風格或佛羅倫薩派凹雕師或是鑲嵌大師在展現其精湛的手藝”。霍爾斯特德樂於接受來自手術的技術挑戰，努力要讓最難的病例得到最好的治癒效果，他寫道：“我發現自己傾向於切除大的（腫瘤）。”他這是在用自己的手術刀，向癌症宣戰。
但是手術立竿見影的技術性效果，並不能預示日後最終的成功或降低癌症的復發能力。霍爾斯特德的手術可能像佛羅倫薩派鑲嵌師的技藝一樣精湛，但如果癌症是一種緩慢複發性的疾病，那麼即使霍爾斯特德用他凹雕般精準的技術將其切除，恐怕對治癒癌症來說仍然是不夠的。為了證明霍爾斯特德到底是否真正地治癒過乳腺癌，人們應該不只觀察短期存活情況，或觀察五到十個月的存活期，而更應該追蹤五到十年後的存活狀況。
要檢驗手術效果，必須對病人進行長期跟蹤檢驗。因此，90年代中期，霍爾斯特德的事業達到巔峰，他開始收集長期的統計數據，以表明自己的手術是最優選擇。此時，根治性乳房切除術已經做了十幾年。霍爾斯特德已經做了多例手術，切除的腫瘤足夠他在霍普金斯醫院建立一個“癌症倉庫”。
霍爾斯特德的“根治性手術理論”幾乎可以肯定是正確的――量敵從寬。即使是對小腫瘤，採取攻擊性的局部手術也是治癒癌症的最佳方法，但在概念上卻犯了一個大錯誤。試想，人群中乳腺癌的發病率是固定的，比如每年裡有1％的人患病。然而，腫瘤從一開始表現出的情況就各不相同。有些女性在診斷出乳腺癌時，腫瘤已經擴散到乳房之外，轉移到了骨骼、肺和肝臟中。而在其他女性身上，癌症僅侷限在乳房範圍之內，或只在乳房及少數淋巴結內，尚屬於局部疾病。
現在，霍爾斯特德拿著手術刀和縫合線，置身在這群人當中，準備好為任何患有乳腺癌的患者實施根治性乳房切除術。顯然，霍爾斯特德治癒乳腺癌患者的能力取決於癌症的類型，即他面對的是哪一階段的乳腺癌。無論霍爾斯特德多麼積極、一絲不留地摘除了腫瘤，根治性切除術也不能拯救患有轉移性癌症的婦女，因為她們體內的癌症已非局部問題。相反，患有局部癌症的女性，的確受益於手術治療――但是對這種患者來說，並不用太激烈的手段，只要使用局部乳房切除術，就會取得一樣好的效果。因此，霍爾斯特德的根治性乳房切除術在兩種情況下都不適用――對於轉移性的癌症，這種手術先天不足；而對於局部性癌症，這種方法又太過激。在這兩種情況下，女性患者都要被迫接受一場不分青紅皂白、毀形損體的病態手術。對局部患者來說，手術範圍太大，時機過早；對轉移性癌症患者而言，卻又範圍太小、時機太遲。
1898年4月19日，霍爾斯特德出席了在新奧爾良舉行的美國外科協會（American Surgical Association）年會。第二天，在一群安靜而熱切的外科醫生面前，霍爾斯特德帶著令人期盼的數據和圖表走上講臺。乍看之下，他的觀察結果令人震驚：在防止局部病症復發方面，他的乳房切除術的效果比其他外科醫生的手術都好。在巴爾的摩，霍爾斯特德已經將局部複發率縮小到僅有百分之幾，較之於福克曼或比爾羅特的複發率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就像霍爾斯特德自己承諾的那樣，他似乎已經把癌症連根拔起。
但是如果再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癌症並未被根除。真正治癒乳腺癌的例證讓人大為失望。76位乳腺癌患者在採取“根治切除法”之後，只有40位活過了3年。36位（近一半的患者）在術後不到3年就死於被認為已經從體內“根除了”的癌症。
但是，霍爾斯特德及其弟子們仍然鎮定自若。他們並未回答這些數據所反映出的問題――根治性乳房切除術真的能延長生命嗎？而是更加固執地堅持自己的理論。霍爾斯特德在新奧爾良強調，外科醫生應該“在每一次手術中都切除至頸部”。當其他人覺得有理由保持謹慎時，霍爾斯特德卻只看到機遇：“我看不出頸部切除為甚麼會比切除到腋下更嚴重。頸部也可以像腋下一樣被清理乾淨。”
1907年的夏天，霍爾斯特德向華盛頓的美國外科協會提供了更多數據。根據術前患者腫瘤是否轉移到腋下或頸部的淋巴結中，他把病人分為三組。從他提出的生存分析表上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模式：60位腋下和頸部淋巴結無癌的患者當中，有45例乳腺癌患者術後存活超過5年，相當可觀；而40位具有這樣癌變淋巴結的患者當中，僅有3位倖存。
簡而言之，乳腺癌患者最終能否倖存，跟醫生對乳房進行多大範圍的手術，幾乎沒甚麼關係，它只取決於術前癌症在多大範圍內擴散。強烈反對根治手術法的批評者喬治-奎爾（George Crile）後來說，“如果一種疾病已經嚴重到必須要切除所有肌肉才能根除腫瘤，那麼這就意味著，疾病已經擴散到整個身體了”。這使得整個手術失去了意義。
但是，如果說1907年霍爾斯特德已經站到了這種認知的門口，那麼他還是斷然地選擇逃避，重彈自己的陳詞舊曲。他在一篇論文中提出：“即使沒有我們所提供的證據，我仍然認為，外科醫生對很多病例都有義務進行鎖骨上的手術。”但是這時，乳腺癌治療日新月異的發展令他筋疲力盡。試驗、表格、圖示從來都不是他的強項；他是外科醫生，不是記賬先生。他寫道：“對於乳腺癌，尤其如此――如果一位外科醫生有興趣提供最好的統計數據，那麼他大可自便。”這一論調按照霍爾斯特德的行事標準，幾乎可以說相當粗魯。這也反映出霍爾斯特德日益懷疑自己的手術結果能否經得起檢驗。他本能地知道，自己越來越難以把握這種不定形的疾病，對它的理解漸行漸遠。1907年的論文是霍爾斯特德的最後一篇，也是最全面的一篇討論乳腺癌的文章。他期待一個全新的、開放的解剖學遠景，能讓他平靜地施展自己卓越的手術技能，而不用像現在這樣爭論來爭論去，對手術結果再三衡量。霍爾斯特德從未擁有過完美的臨床風度，他一頭扎進了與世隔絕的手術室和宅邸裡冰冷寬闊的圖書室。他把注意力轉向了其他器官――胸腔、甲狀腺和重要的動脈組織；在這些部位，他繼續進行傑出的手術革新。但是霍爾斯特德再也沒有寫過學術性文章來分析那以他賴以為名、宏大又不乏瑕疵的手術。
在1891年到1907年這狂熱的16年裡，根治性乳房切除術從最初巴爾的摩的悄然萌芽，發展成為全美各大外科會議的焦點話題，人們對癌症治療的探索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但也向後倒退了一大步。霍爾斯特德毫無疑問地證明了在技術上施行大範圍、精準的外科手術治療乳腺癌是可行的。這樣的手術，可以大幅度降低該種致命疾病局部復發的風險。但是，霍爾斯特德絞盡腦汁卻也無法證明的事實，更讓人深思。經過近20年的數據收集，在一次又一次會議中被吹捧、讚揚、分析、再分析之後，根治術在“治癒”癌症方面的可靠性仍然未能完全確立。即使再多的手術，也並沒有帶來更有效的治療。
然而，這些不確定因素並不能阻止其他外科醫生採用激進的手術。“根治主義”成為了一種心理上的執念，深深地紮根於癌症手術中。就連“根治”一詞在概念上也是個誘人的陷阱。霍爾斯特德用這個詞，本希望他的手術能挖掘出深埋地下的腫瘤根源。但這個詞也意味著“激進”、“創新”、“大膽”，並且正因為這樣的意義才勾起了病人的想象力。畢竟無論男女，誰面對癌症時願意選擇非根治性或“保守的”手術呢？
事實上，“根治主義”之所以會變成主流，不只是取決於外科醫生如何看待癌症，也取決於醫生如何自我定位。一位歷史學家寫道：“由於沒有受到來自其他方面的反對，因此也就沒有甚麼能聚眾阻礙它的去路，於是根治性外科手術的應用很快固化為教條。”當英雄式的手術沒有達到預期時，一些外科醫生便開始完全推卸治癒癌症的責任。1931年，在巴爾的摩會議上，霍爾斯特德門下的一位醫生宣佈：“毋庸置疑，如果手術操作幾近完美，那麼病情或許能局部治癒。而這也是外科醫生必須擔當的唯一責任。”換句話說，最好的外科醫生能做的，就是完成一場技術上最完美的手術。至於是否治癒癌症，則是其他人的問題。
“越是根除，效果越好。”在這種旗號下，手術朝著越來越無畏、激進的極端路線發展。這正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早期外科學的總體思路。在紐約，外科醫生亞歷山大-布朗希威格（Alexander Brunschwig）發明了一項治療宮頸癌的手術，叫作“完全盆腔清除術”。這種治療法極其艱難且消耗體力，即使是最得霍爾斯特德真傳的外科醫生，也需要在手術中暫停休息、更換姿勢。紐約外科醫生喬治-派克（George Pack）的綽號就是“派克小刀”［"Pack the Knife"，名字仿照一首流行歌曲――《邁克小刀》（Mack the Knife）］，形容這位外科醫生好像與他最鍾愛的手術工具人刀合一，好像某種人首馬身的怪物。
此時，治癒癌症的可能性還為時尚早。1929年，一位英國外科醫生寫道：“從廣義上來講，手術的可行性取決於‘病灶是否能切除’而不是‘切除病灶能否治癒患者’？”往往是如果患者沒有死在手術中，醫生就會認為自己已經很走運了。1933年，一群外科醫生在一場冷漠的關於胃癌的討論會之後，得出結論：“阿拉伯古語有云：沒治死許多病人的醫生就不能成為醫生。作為從事胃癌手術的外科醫生，我們必須謹記這一點。”
歸納出這樣顛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邏輯――要麼是出於極端的絕望，要麼是出於無可救藥的樂觀。在20世紀30年代，癌症手術的鐘擺絕望地在兩個極端之間來回搖擺。而霍爾斯特德、布朗希威格和派克仍堅持大範圍手術，因為他們由衷地相信這樣可以解除癌症的可怕徵兆。但是，他們缺乏正規的證據，固守於自己的信念，一意孤行。因此他們的證據也變得無關宏旨，檢驗也難以進行。醫生們越是熱切地相信他們的手術初衷善良，就越是難以將其付諸正式的科學檢驗。因此，根治性手術的邏輯一直在原地轉圈，停滯不前，長達近一個世紀之久。
與根治性手術的誘惑力相比，那些不那麼激進的癌症外科治療手段雖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仍顯得黯然無光。霍爾斯特德的學生們開枝散葉，各當一面，研究探索切除癌症的新方法。每個人都被“分配”了某個器官的研究課題。霍爾斯特德對其英雄式的外科訓練項目抱有極大的信心，他相信無論在哪個器官系統中，他的學生都能對抗和消滅癌症。1897年，在霍普金斯醫院的走廊上，霍爾斯特德攔住了一位年輕的外科住院醫生――休-漢普頓-楊（Hugh Hampton Young），邀請他擔任一個新成立的泌尿外科的主任。楊以他對泌尿外科一無所知進行了回絕。“我知道你並不瞭解，但我們相信你可以學。”霍爾斯特德僅這樣簡短地回答後就走開了。
楊被霍爾斯特德的信心所鼓舞，開始深入鑽研泌尿系統癌症――前列腺癌、腎癌、膀胱癌。1904年，由霍爾斯特德做助手，楊成功地設計了通過切除整個前列腺治療前列腺癌的手術。儘管手術按照霍爾斯特德的傳統被命名為“根治性前列腺切除術”（Prostatectomy），但相比之下，楊的手術還是較為保守，並未去除肌肉、淋巴結或骨頭等其他組織。他保留了根治性手術中器官整體切除的概念，但並未掏空骨盆腔，也未除去尿道和膀胱。（這種手術的改良方案至今仍沿用於切除原位前列腺癌，很多前列腺癌症患者因此得到治癒。）
霍爾斯特德的學生、外科主治醫生哈維-庫興，則致力於腦部手術研究。在20世紀早期，庫興已經發現了頗具獨創性的清除腦瘤的外科手術方法，甚至可以治療臭名昭著的惡性膠質瘤。這種腫瘤與血管混雜交錯，隨時會大出血；再例如腦膜瘤，它被腦中一些脆弱而重要的結構像鞘一樣包裹著。與楊一樣，庫興繼承了霍爾斯特德精湛的手術技藝――“緩緩地將腦組織與腫瘤分離，一點一點地操作，不斷用扁平擰乾的溫熱棉花墊控制滲血”。但是，他沒有秉承老師對根治性手術的嗜好。事實上，庫興發現腦瘤的根治性手術操作不僅困難，而且不可想象：即使外科醫生希望這樣做，也不可能切除整個腦部。
1933年，聖路易斯巴恩醫院（Barnes Hospitalin St.Louis）的另外一位外科手術創新者艾伐茲-格雷厄姆（Evarts Graham）首創了一種手術方法，即結合之前切除受結核感染的肺部手術，摘除了肺部腫瘤。格雷厄姆也保留了霍氏手術的基本精神：仔細地切除整個器官以及腫瘤周邊的大片組織，以防止局部復發。但是他盡力迴避一些陷阱，抵抗住誘惑不去切除更多的其他組織，如遍佈胸腔、主血管的淋巴結，或是氣管和食道周圍的連接筋膜，而只切除了癌變的肺部，儘可能地保持病體的完整。
即便如此，外科醫生仍難以擺脫霍氏理論的影響，超越霍氏王國，他們對非根治性手術的嘗試大加鞭笞。如果手術不能不遺餘力地清除癌症，那麼它就會被鄙視為“敷衍的手術”。做這種敷衍的手術，就是屈從於“婦人之仁”這種往日的短見，而這也正是整整一代外科醫生都在力求摒棄的。
堅硬的電子管與微弱的光
我們已經發現（X射線）可治癒疾病。
――《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1902年4月6日
為了用實例說明（X射線的破壞性），讓我們回想一下，在美國X射線醫學實驗室工作的先驅們，幾乎都死於由射線灼傷引發的癌症。
――《華盛頓郵報》，1945年
1895年10月下旬，霍爾斯特德在巴爾的摩公佈根治性乳房切除術之後，才過了短短的幾個月，德國維爾茨堡學院（Würzburg Institute）的一位講師威廉？倫琴（Wilhelm?Rntgen）在研究電子管時，發現了一種奇怪的洩露現象（電子管是一個真空管，能夠從一端電極向另一端發射電子束）。該放射線能量強勁，但肉眼卻無法察覺，它能穿透多層塗黑的硬紙板，並且在偶置於房間實驗臺的鋇屏上留下白色磷光性光暈。
倫琴急忙把自己的妻子安娜叫進實驗室，把她的手放在射線源和感光片之間。射線穿透她的手掌，在感光片上顯示出她的手骨和金屬婚戒的輪廓，就像透過魔鏡看到了手的內部構造。安娜說：“我看到了自己死亡的樣子。”但她的丈夫卻看到了別的東西――一種強大得幾乎可以穿透所有活體組織的能量。倫琴把他發現的這種光叫作“X射線”。
剛開始，人們把X射線視為一種電子管產生的人造能量怪象。但1896年，就在倫琴發現X射線幾個月之後，一位知道倫琴研究成果的法國化學家亨利-貝克勒爾（Henri Becquerel），發現一些天然物質會自主釋放性質類似X射線的隱形射線，這其中就包括鈾。在巴黎，貝克勒爾的兩個朋友――年輕的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皮埃爾和瑪麗-居里（Pierre and Marie Curie）夫婦，也開始在自然界尋找更強大的化學X射線源。皮埃爾和瑪麗相識在索邦大學，由於對磁力學有共同興趣而彼此吸引［當時瑪麗叫瑪麗亞-斯克洛多夫斯卡（Maria Sklodowska），是一貧如洗的波蘭移民，居住在巴黎的一間小閣樓裡。19世紀80年代中期，皮埃爾用微小的石英晶體制成了一個精巧的靜電計，能夠計量出極小劑量的能量。瑪麗用這件儀器證明，即使微乎其微的鈾礦石輻射也可以量化。有了這種測量輻射性的新設備，居里夫婦猶如狩獵一般，開始搜尋新的X射線源。由此，又一段不朽的科學發現之旅以計量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