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種邁諾特研究小組尚未研究的營養性貧血，它滋生於萬里之外英國商人擁有的孟買織布廠裡。工廠由當地榨骨吸髓的爪牙代理管理。這裡的工資一直維持在極低水平，導致工人們生活在赤貧中，營養不良、缺醫少藥。因此，從道德意義上來說，這是另一種“惡性”貧血。20世紀20年代，英國醫生為這些工人做身體檢查，以研究這種長期營養不良產生的影響。他們發現，其中許多人，特別是婦女分娩後，發生了嚴重的貧血（這是又一個“殖民地的誘人魅物”――在大量的人口中創造某種苦難狀況，然後進行社會學或醫學的實驗）。
1928年，年輕的英國醫生露西-威爾斯（Lucy Wills）剛從倫敦婦科醫學院畢業，靠著一筆補助金遠赴孟買，以研究這種貧血症。威爾斯是血液學家中的另類，她受到強烈好奇心的驅使，願意冒險遠赴一個遙遠的國度，幻想解決一種神秘的貧血症。她知道邁諾特的工作。但是她發現，孟買的貧血症與邁諾特研究的貧血症不同，無法通過攝入邁諾特的“混合食品”或維生素B12來扭轉病情。令人驚訝的是，她發現用當時在英國和澳大利亞“食療推崇者”中逐漸風行的暗色酵母醬食品，能治癒這種貧血症。威爾斯不能確定酵母醬中的哪個關鍵性化學養分發揮了作用，遂把它稱為“威爾斯因子”。
後來證明“威爾斯因子”竟然是葉酸，這是一種類似維生素的物質，常見於水果和蔬菜中（酵母醬中含有豐富的葉酸）。細胞分裂時需要進行DNA複製――DNA是一種攜帶細胞中所有遺傳信息的化學物質。而葉酸是DNA的關鍵組成部分，也因此，葉酸對細胞的分裂至關重要。人體中的細胞分裂以最驚人的速度製造血細胞，每天，要產生超過3000億個細胞。因此，血液的產生特別地依賴葉酸。當葉酸匱乏時（如在孟買，這裡的男女無錢食用蔬菜），骨髓就停止生成新的血細胞。數以百萬計的半成熟細胞噴湧而出，就像卡在“生產線”上的半成品。骨髓成了一個無法正常運轉的工廠，一個營養不良的生理工廠，這不禁令人詭異地聯想到孟買的織布廠。
法伯在1946年初夏忙於研究維生素、骨髓與正常的血液之間的聯繫。事實上，他受這些方面啟發而進行的第一期臨床試驗，演變成了一個可怕的錯誤。露西？威爾斯曾經發現，如果為營養缺乏的病人攝入葉酸，可以恢復他們正常的造血。法伯不知道如果讓白血病患兒服用葉酸，是否可以讓他們的血液也恢復正常。順著這一牽強的想法，他在獲得了一些人工合成的葉酸之後，招募了一批白血病患兒列隊實驗，開始為他們注射葉酸。
但在隨後的幾個月裡，法伯發現葉酸非但沒有阻止白血病的發展，反而加速了白血病的惡化。一位病人的白細胞計數，幾乎翻了一倍。另一位病人的白血病細胞暴增，湧入血液中，並且令惡性細胞滲出皮膚。法伯匆忙地終止了實驗。他稱這種現象為“加速”，就好像某種危險物體在自由落體中加速落地。
法伯的試驗令兒童醫院的兒科醫生們大為憤怒。這種合成葉酸不僅加劇了白血病病情，還可能促使病童死亡。但法伯感興趣的是，既然葉酸能促進兒童白血病細胞的發展，那麼，如果他能用某種藥物切斷病童體內葉酸的供應，將會發生甚麼情況呢？比如一種“反葉酸”（葉酸拮抗劑）？一種阻擋白血細胞生長的化學物質，能否阻止白血病？
邁諾特和威爾斯的觀察開始恰當地納入一副模糊的圖畫。如果起初骨髓是一個繁忙的細胞工廠，那麼受到白血病浸淫的骨髓就是在超速運轉的工廠，瘋狂地“製造”癌細胞部件。邁諾特和威爾斯通過向體內添加營養素，可以打開骨髓生產線。那麼，通過切斷營養素的供給，是否可以關閉它？是否可以借鑑孟買紡織廠工人的貧血症，在波士頓的醫院裡重做醫療上的探索？
從兒童醫院地下實驗室走回到他位於布魯克林區艾默裡街住所的長路上，法伯不斷地思考這樣一種藥物。他的家用暗色木板鋪就，晚餐通常都是隨意打發。法伯的妻子諾瑪（Norma）是一位音樂家兼作家，總愛談論歌劇和詩歌；而法伯則會談論屍體解剖、藥物試驗和患者。在他晚上返回醫院的時候，諾瑪清脆的鋼琴聲在他身後迴響。抗癌化學品的前景困擾著法伯，他以一種痴迷者的熱情想象著它，憧憬著它。但他不知道這種藥會是甚麼，或要把它稱為甚麼。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化療”概念，當時尚未應用於抗癌藥物上。法伯夢想中如此生動的“抗維生素”治療手段，在當時尚不存在。
在法伯第一次頗具災難性的藥物試驗中所使用的葉酸，來自於他的一位老友、化學家耶拉普拉伽達？蘇巴拉奧（Yellapragada?Subbarao），大多數同事叫他“耶拉”。他在許多方面都稱得上是位先驅，既是一名有著內科醫生背景的細胞生理學家，又是一位無意中闖入生物學領域的化學家。其“鋌而走險”的個性，也預示他在科學上的曲折迂迴。蘇巴拉奧於1923年抵達波士頓，身無分文，全無準備。當時他剛完成了在印度的醫療培訓，獲得了在哈佛大學熱帶衛生學院攻讀學位的獎學金，然而他發現，波士頓的天氣離“熱帶”實在是相去甚遠。在波士頓寒冷狂暴的冬天，蘇巴拉奧沒有在美國行醫的執照，所以也找不到做醫生的工作，只能棲身布里格姆婦女醫院（Brighamand Women's Hospital）做夜班門房，工作內容包括開門、換床單和清洗便盆。
不過這樣的工作倒是給蘇巴拉奧帶來了機會，他在醫院交結朋友、建立聯繫，不久就被調到了生化部，做一名研究人員，上白班。他最初的項目是從活細胞中提純分子，對它們做化學上的“解剖”以確定其成分，從本質上說，就是對細胞進行生化解剖。儘管這種工作更多需要的是堅持，而不是想象力，但成果顯著。蘇巴拉奧提純了一種叫ATP的分子，這是一切生物的能量來源（ATP在細胞中攜帶“化學能量”）；還提純了另一種稱為“肌氨酸”的分子，它是肌肉細胞中的能量載體。這些成就中的任何一項都應該足以保證他在哈佛大學獲得教職。但蘇巴拉奧是一個外國人，有嚴重口音，且性格孤僻，喜歡晝伏夜出，崇尚素食；他住在鬧市區的一所單間公寓中，只與其他的“夜行動物”結交，如法伯。1940年，由於得不到教職和認可，蘇巴拉奧一怒之下轉投到位於紐約州北部美國氰胺公司旗下的立達製藥廠實驗室（Lederle Labs），負責一個從事化學合成研究的小組。
在立達製藥廠，耶拉？蘇巴拉奧迅速重啟了自己原有的戰略，專心研製細胞內天然化學物質的人工合成版本，希望能用它們來作營養補充劑。20世紀20年代，另一家藥物公司禮來製藥公司（EliLilly）已經靠銷售濃縮型維生素B12治療營養不良型惡性貧血而財源滾滾。蘇巴拉奧決定把重點放在對其他貧血症的治療上來，即被人忽視的葉酸缺乏型貧血症。但到1946年，在飽嘗多次從豬肝臟中提取葉酸的失敗後，蘇巴拉奧改弦易張，在一群科學家的幫助下從頭開始合成葉酸。
合成葉酸的化學反應帶來了一筆偶然的紅利。因為這一反應有幾個中間步驟，所以蘇巴拉奧的團隊可以通過對配方稍作調整製造出在分子結構上密切相關的葉酸變體，這些變體具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性質。通常，酶和受體通過“認出”細胞分子的化學結構而發生反應，但是極近似地模仿了自然分子結構的“誘餌分子”會和受體或酶結合，從而阻止它們發生其他反應，就像一把假冒的鑰匙阻塞了鎖孔一樣。因此，蘇巴拉奧研製的某些分子類似物就可作為葉酸拮抗劑來發揮作用。
這些正是法伯夢寐以求的“抗維生素”。法伯寫信給蘇巴拉奧，問他可否讓他用“葉酸拮抗劑”治療白血病患者。蘇巴拉奧同意了。1947年夏末，第一批拮抗劑就從立達製藥廠在紐約的實驗室寄到了法伯的實驗室。
法伯下戰書
千百年來，飽受這種疾病折磨的患者幾乎成了任何可想象得到的實驗對象。為了尋得某種有效的救治手段治療這種棘手的疾病，無論田野、森林，抑或藥店、廟宇，都被蒐羅一空。幾乎所有動物都無一倖免地做出了貢獻，不論毛髮或皮、牙齒或趾甲、胸腺或甲狀腺、肝或脾。
――威廉-布里奇（William Bainbridge）
要找根除這一禍害的方法……只能留待偶然的嘗試和未得協調的研究。
――1946年《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位於波士頓朗伍德醫院西南方七英里處的多爾切斯特（Dorchester），是個典型的新英格蘭郊區小鎮，西鄰煤煙重重的工業區，東面大西洋的灰綠色海灣，在這一片三角地帶恣意存生。20世紀40年代後期，一波又一波的猶太人和愛爾蘭移民落腳此處，包括造船工、鑄鐵工、鐵路工程師、漁民和工廠工人，搬進木板牆的磚房裡。住宅區沿著蜿蜒的藍山大道一路上行。多切斯特由此煥然一新，成為了典型的郊區住宅城。沿著河邊，有公園和遊樂場，還有一個高爾夫球場、教堂和猶太會所。每個週日的下午，各家各戶匯聚在富蘭克林公園，穿行在綠葉點綴的小路上，或在動物園觀看鴕鳥、北極熊和老虎。
1947年8月16日，住在動物園對面住宅區裡，一名波士頓船廠工人的孩子離奇地病倒了。孩子名叫羅伯特-桑德勒（Robert Sandler），只有兩歲，兩個多星期以來持續低燒，體溫忽高忽低同時伴有日益嚴重的昏睡，面無血色。他的孿生兄弟埃利奧特，則身體健康，活潑可愛。
桑德勒第一次發燒十天後，病情明顯惡化，體溫攀高，臉龐也從紅潤色變成了一種詭異的奶白色。他被送到了波士頓兒童醫院。他的脾（一個拳頭大小的、負責儲存和製造血液的器官，位於胸腔中，通常很難感覺到）明顯腫大，像塞滿東西的袋子一樣垂了下來。法伯用顯微鏡觀察他的血液，發現成千上萬不成熟的淋巴白血病原始細胞，正在瘋狂地進行分裂。它們的染色體不停地凝聚、展開，就像拳頭握緊又鬆開。
桑德勒抵達兒童醫院的時候，法伯剛剛在幾周前收到來自立達實驗室的第一個包裹。1947年9月6日，法伯開始為桑德勒注入蝶酰天冬氨酸（pteroyl aspartic acid，或稱PAA），這是立達出品的第一種葉酸拮抗劑。（當時，進行藥物臨床試驗通常不需要患者方同意――甚至試驗有毒的藥物也不需要。家長偶爾會被籠統地告知所要進行的試驗，孩子們則幾乎從未被告知過或徵詢過意見。關於人體實驗的“紐倫堡規則”要求受試患者明確、自願地同意。該規則起草於1947年8月9日，也就是PAA試驗之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遠在波士頓的法伯是否聽說過這種“需要患者同意的規則”，不得而知。）
PAA收效甚微。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桑德勒越來越沒精神；走起路來也開始跛腿，這是白血病壓迫脊髓的結果。他還出現了關節疼痛，隨之全身轉移，劇痛無比。然後白血病在他的某一大腿骨處爆發，造成骨折，並引發了無以名狀的疼痛。到12月，病情似乎已經無望緩解。桑德勒的脾尖因為白血病細胞的作用而變得更加沉重，甚至垂到了骨盆裡面。他精神傾頹、無精打采、身體腫脹、面色蒼白，幾乎奄奄一息。
然而在12月28日這一天，法伯又從蘇巴拉奧和克爾特那裡收到了一種新型葉酸拮抗劑――氨基喋呤，其結構略微區別於PAA。這種藥物一寄到，法伯就立即將它注入了小男孩體內，希望至少能給男孩的癌症帶來些許的緩解。
結果反應很顯著。曾經攀到了天文數字的白細胞計數（在9月是1萬，11月是2萬，12月接近7萬），在藥物的作用下突然停止了，原地踏步。然後更驚人的是，計數開始下降了，白血病原始細胞逐漸在血液中減少，幾乎消失殆盡。到了新年之夜，計數下降到了峰值的1/6，接近正常值的水平。癌細胞並未完全消失。雖然在顯微鏡下顯示仍然有惡性白細胞，但它已暫時得到緩解，在波士頓這個寒冷的冬季，凍結在男孩的血液中。
1948年1月13日，桑德勒回院複診，這是他兩個月內第一次自己走進診所。他的脾臟和肝臟已經大幅縮小，因此法伯指出他的衣服“在腹部那裡變得非常寬鬆”。他的出血已經停止，胃口大開，彷彿想補上六個月以來錯失的美味。到了2月，法伯注意到孩子的靈敏性、營養和活動量都已和他的雙胞胎兄弟不相上下。在短短的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裡，羅伯特-桑德勒似乎又變得和埃利奧特-桑德勒一模一樣了。
桑德勒的病情出現緩解，在白血病的歷史上前所未有，這讓法伯開展了一系列忙碌的治療工作。1948年初冬，更多的孩子來到了他的診所：有喉嚨痛的三歲男孩、頭部和頸部有硬塊的兩歲半女孩等等，它們最終都被診斷為兒童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來自耶拉的葉酸拮抗劑供應充足，患者也迫切地需要這些藥品治療，於是法伯又增聘了一些醫生來從旁協助，包括血液學家路易斯-戴蒙德（Louis Diamond）和一組助理：詹姆斯-沃爾夫（James Wolff）、羅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和羅伯特-西爾維斯特（Robert Sylvester）。
法伯第一次臨床試驗的失敗，曾激怒了兒童醫院院方。現在的第二次臨床試驗把院方的忍耐逼到了牆角。醫院通過表決，認為白血病病房的氣氛過於激進、太過冒險，不利於醫學教育，因此決定從白血病化療病房撤出所有兒科實習醫生。這一決定實際上讓法伯小組陷入了“孤軍奮戰”的境地。法伯和他的助手們只能親自承擔所有照顧病人的工作。正如一名外科醫生指出的那樣，患有癌症的兒童，通常都被“塞到醫院偏遠角落裡的病房中”。兒科醫生認為，既然他們已經離死不遠了，何不更仁慈溫和一些，“讓他們平靜地死去”。一位臨床醫生建議，將法伯新的“化學品”只留作挽救孩子生命的最後一招。這令法伯不禁回想起自己以前作為病理學家的生活。他忍不住反唇相譏：“真到那個時候，你需要的唯一藥品就是防腐液了。”
法伯把靠近衛生間的一間病房的裡屋改造成了一間臨時診室。他原本不多的助手也被安置在了病理科空置的裡屋、樓梯井、辦公室。院方的支持是微不足道的。法伯的助手們要自己削尖骨髓針，這種古老過時的做法猶如讓外科手術師自己在磨刀石上磨刀。他的工作人員注重細節，一絲不苟地跟蹤記錄患者的病情：每一次血球計數，每一次輸血，每一次發熱，都要詳細記錄。如果能戰勝白血病，那麼法伯希望能為後人記錄下這場戰役中的每一分鐘，即使沒人願意親眼見證。
1948年的冬天凜冽陰沉，奇寒降臨波士頓。雪災爆發，令法伯的診所陷入停頓。朗伍德大街狹窄的柏油路堆滿了泥濘的雨雪；地下室通道中，即使在秋天也暖意不足，而現在更是冰凍徹骨。每天注射葉酸拮抗劑已不可能，法伯團隊只好退而求其次，每週實施三次注射。2月，風雪減弱，又開始恢復日常注射。
同時，“法伯能治療兒童白血病”的消息不脛而走，逐漸有越來越多的兒童前來求診。一個又一個案例讓人看到了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模式――葉酸拮抗劑可以促進白血病細胞計數的下降，有時甚至會令它們完全消失――至少暫時如此。還有像桑德勒那樣顯著緩解的病例。兩個男孩通過氨基喋呤的治療，可以返校讀書。另一名曾臥床七個月的兩歲半女孩，也能“遊戲和到處跑動了”。血液恢復正常，幾乎讓孩子們恢復了稍縱即逝的正常童年生活。
但是同樣的宿命仍然無法擺脫：癌症緩解幾個月後，仍會不可避免地復發，即便耶拉最強大的藥物也無能為力。這些白血病細胞會重返骨髓，然後迸發出來，進入血液，即使最活躍的葉酸拮抗劑，也不能遏制它們的增長。羅伯特-桑德勒用藥後幾個月裡病情曾有好轉，但仍於1948年殤逝。
然而即便只是暫時的緩解，它仍然是真正的緩解，極具歷史意義。到1948年4月，法伯的治療小組掌握了足夠的數據可以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of Medicine）上發表一篇初步的醫學報告。該小組已治療了16例患兒，其中10例有療效。有5名兒童（約1/3的初始群體）在確診後的四個月，甚至六個月內，仍然存活。對白血病來說，六個月的生存幾乎相當於永恆。
法伯的論文於1948年6月3日發表，有七頁篇幅，擠滿了表格、數字、顯微鏡照片、實驗室量值和血球計數，論文的文字刻板僵硬、端正而不帶感情，科學性極強。然而，它像所有偉大的醫學論文一樣引人入勝，像所有的傑出小說一樣歷久彌新。如今讀來，當時的情境彷彿歷歷在目：波士頓診所忙亂的日子裡，患者命懸一線，法伯和助手們忙不迭時地為治療這種一閃即逝又不時復發的可怕疾病尋找新藥。這個故事情節起伏，有開端，有發展，不幸的是，也有結局。
一位科學家回憶說，當時醫學界對這篇論文的反應是“懷疑、不相信和憤怒”。但是對法伯來說，他的研究提供了誘人的消息：癌症，即使是最惡性的一種，都可以用一種藥物、一種化學藥品治療。在1947年到1948年之間的六個月裡，法伯看見一扇門開啟了，雖然時間短暫，但是門內充滿了誘惑。只是隨後門再次緊閉。然而他通過門廊瞥見了一種燦爛輝煌的可能性。通過積極的化學藥物治療，令一種侵略性的全身性腫瘤消失，這絕對是癌症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1948年夏天，法伯的一位助手為一名接受了氨基喋呤治療的白血病患兒進行骨髓活檢，結果令人難以置信。他寫道：“骨髓看起來那麼正常，讓人恍惚以為可以‘治癒’白血病了”。
法伯的夢想的確如此。他夢見某種特異性的抗癌藥物殺死惡性細胞，讓正常細胞再生，重新回到它們的生理空間；他夢見一整套能消滅腫瘤細胞的抗癌藥物；他夢見用化學藥品治癒了白血病，然後再將這種施治經驗應用於更一般性的癌症治療中。法伯在抗癌醫學領域擲下了挑戰書，令整整一代醫生和科學家投身於這場戰爭中。
隱秘的瘟疫
我們所選擇的，用於以小見大地描繪宇宙的隱喻，反映了我們本身。
――史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Jay?Gould）
醫學行業知道這種疾病已經3000多年了。然而在這3000多年裡，人類一直在敲打醫學界的大門，求尋一個“治癒之方”。
――1937年3月《財富》雜誌
現在，輪到癌症這種疾病破門而入了。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我們傾向於認為癌症是一種“現代病”，因為對它所用的隱喻非常現代。這是一種“過度生產”、一種暴發性增長的疾病，它的生長不可阻遏，墜入了無法控制的“深淵”。現代生物學鼓勵我們把細胞想象成一架“分子機器”。而癌症，則因為無法停止其初始的指令（增長），而轉型為一臺堅不可摧、自我驅動的自動裝置。
一如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所強烈主張的：癌症是一種“典型的屬於20世紀的苦難”，這種觀念使人聯想起另一種同樣被認為是“一個時代的象徵”的疾病――肆虐於19世紀的肺結核。桑塔格強調指出，這兩種病都相似地“汙穢”，“這是從詞的本義上來說的――不吉、惡劣、令人感官上厭惡”。兩者都會耗幹生命力，都令患者遷延致死；在這兩種病症中，“瀕死”要比“死亡”更能體現疾病的本質。
兩者雖然有這些相似之處，但肺結核畢竟屬於另一個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浪漫主義者把肺結核（或曰“癆病”）提升到了病理學上的一種極端表現――發熱、不停不休、難以呼吸、極富強迫性。這是詩人的疾病：約翰-濟慈（JohnKeats）在一個小房間裡，俯瞰著羅馬城的西班牙階梯，漸漸地走向死亡；或者迷戀浪漫的拜倫（Byron），幻想著死於這種疾病，讓他的情人心疼。1852年，梭羅（Thoreau）寫道：“死亡和疾病往往是美麗的，就像……癆病引起的臉泛紅光。”在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中，這種“臉泛紅光”在其受害者身上釋放了熱烈的創造力――一種清醒、啟發、宣洩的力量，似乎滿載著時代的精華。
癌症，相比而言，則充滿了更多的當代形象。正像外科醫生兼作家許爾文-努蘭（Sherwin Nuland）所寫的：癌細胞是一種不顧一切的“個人主義者”，“無論從哪一種意義上說都是一位不守規矩者”。“轉移”（metastasis）這個詞，被用來描述癌症從一個部位遷移到另一個部位。這個詞是“meta”和“stasis”的奇特組合，拉丁語的意思是“超越平靜”，這是一種脫韁的、部分不穩定的狀態，很好地抓住了現代所特有的不穩定性。如果說癆病曾經通過病理性地掏空內臟來殺死患者（結核桿菌逐漸地蝕空肺部），那麼癌症則是通過讓體內充斥太多的細胞，而令患者窒悶而死；其意義恰與癆病的消耗互補，是一種“過度”的變態。癌症是擴張主義者的疾病；它侵入組織，在敵對的環境下，建立領地，在某一器官中尋覓“庇護所”，然後轉移到其他器官。它瘋狂地求生存、充滿創意；它手段殘酷、精明狡詐；它寸土必爭，還具有防禦意識。有時候，它似乎是在教我們要怎樣才能生存下來。面對癌症就是面對一個同類物種，這一物種甚至比我們更適於生存。
癌症是一種令人絕望的、惡毒的現代恐怖幽靈。這種形象令人如此難忘，是因為它至少部分是真實的。癌細胞是正常細胞的驚人變態。癌症是一種非常成功的入侵者和殖民者，部分原因是因為它所憑藉得逞的特性與我們作為一個物種所賴以取得成功的特性，是一樣的。
像正常細胞一樣，癌細胞也遵循最基礎、最根本的單細胞一分為二的模式增長。在正常組織中，這一過程受到了精心的調控，由特定信號刺激增長，再由其他信號遏制。然而在癌症中，細胞則肆無忌憚地生長，滋生了一代又一代細胞。生物學家使用“克隆”一詞來形容來自同一個遺傳祖先的細胞。我們現在知道，癌症是一種克隆性疾病。幾乎每一個已知的癌（惡性腫瘤）都源於同一個祖先細胞，它獲得無限的細胞分裂和生存能力之後，產生了無窮的子孫後裔。這是魏爾嘯的箴言“細胞來自於細胞”的無數次循環、重複。
但是，癌症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克隆性疾病，它是一種“克隆與演化結合”的疾病。如果僅是生長沒有進化，癌細胞就不會擁有強大的入侵、生存和轉移的能力。每一代癌細胞都會創造出一部分基因上不同於母細胞的少量細胞。當化療藥物或免疫系統攻擊癌細胞時，變異的克隆細胞就能抵禦這種攻擊成長起來，從而最適者生存。這種陰森殘酷的突變、選擇和過度生長的過程，持續不懈地循環，就演化出越來越適應生存和生長的細胞。在某些情況下，這些變異的細胞會加快吸取其他的變種。遺傳的不穩定性就像一種“完美的瘋狂”，提供了更多的誘因造就變異的克隆細胞。因此，癌症對“演化的基本邏輯”的應用不同於其他任何疾病。如果我們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是達爾文式選擇的終極產物，那麼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在我們體內潛伏的疾病，也同樣是達爾文自然選擇的終極產物。
這種隱喻的誘惑可能把我們帶得很遠。但這在探討癌症這一主題的時候是不可避免的。在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想象我的“工程”是撰寫一部癌症的“歷史”。但是後來不可避免地感到，我所撰寫的不是某個“物”，而是某個“人”。我的主題日益演變成某個“人”一樣的事物，有如神秘、扭曲的鏡中影像。與其說這是一種疾病的歷史，不如說這是一種更具具人格化、更有血有肉的疾病的傳記。
每一位傳記作者都必須面對他的“傳主”的誕生：癌是在哪裡“降生”的？它有多大年紀？第一位把它歸為疾病記錄下來的人是誰？因此，我們需要重做一次開篇。
埃德溫-史密斯（Edwin Smith）不是尋常之輩。他的身份一半是學者，一半是小販，擅長偽造古董，還是自學成才的古埃及學家。1862年，他從埃及盧克索（Luxor）的一位古董商那裡買了（也有人說是偷了）一張四米多長的埃及莎草紙（papyrus）。這篇莎草紙狀況不佳，破碎泛黃的頁面上寫滿了潦草的古埃及文字。現在，這篇文稿被認為寫作於公元前17世紀，它轉錄了一部公元前2500年的手稿。複製者似乎是一位心神不寧的“文抄公”，下筆潦草，經常出錯，因此往往要用紅墨水在草紙邊緣更正錯誤。
這篇古文稿於1930年被翻譯出來，現在被認為可能是公元前2625年古埃及偉大的醫生印和闐的教誨。印和闐是為我們所知古埃及王朝時代少數幾個非皇族的埃及人，他是一位文藝復興式的大師，是埃及文藝復興運動的中心人物。作為國王佐塞爾（Djozer）的高官，他涉獵神經外科學，並在建築領域大顯身手，曾做出過最早的占星術和天文學研究。即使是古希臘人幾百年後行進在埃及的大地上，面對這位如同熊熊烈火的偉大智者，也認為他是一位古代的法師，並把他與自己的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融合為一。
但是，史密斯莎草紙令人驚訝的一點不是魔法和宗教的內容，而恰恰是缺少魔法和宗教的記錄。雖然沉浸在法術、咒語、魅力的世界中，但是印和闐用超然、不加修飾的科學詞彙來描寫骨折和脊椎異位，彷彿他寫的是一部現代外科教科書。莎草紙上記述的48個病例，包括了手部骨折、皮膚的多孔洞潰瘍、頭骨破碎，這些都被視為醫學問題而非神秘現象。每個病例，他都做了解剖描述、診斷、總結和預後。
這位古代醫生為世人點亮了一盞指路明燈，正是在它的照耀下，癌症才第一次作為一種獨立的疾病浮現出來。印和闐在描述第45個病例時提出：“如果你檢查病人的胸部有鼓起的腫塊，並且發現腫塊已經超過了胸部的範圍；如果你把手放在胸部，發現腫塊是涼的，用手觸摸它的時候沒有發熱，也沒有粗糙的顆粒，不含任何液體，亦沒有任何分泌物，但你觸摸它的時候感覺有隆起，你就該對他說：‘這是腫塊病例……乳房上隆起的腫瘤意味著胸內有腫塊存在，體積大、分佈廣泛、硬實；觸摸它們就像在觸摸一隻球狀包裹，或者可以把它們比作未成熟的河曼果（hemat），摸上去又硬又涼。’”
乳房上鼓起的腫塊，又硬又涼，且密實如河曼果，潛伏在皮膚下蔓延――很難再找到對乳腺癌這麼生動的描述了。莎草紙上每一個病例中，都有簡潔的治療討論，即使是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如通過耳朵向做了神經外科手術的病人灌以牛奶、為傷口敷藥膏、為燒傷塗油膏。但對於第45個病例，印和闐陷入了不尋常的沉默。在“治療”項下，他只寫了短短的一句：“沒有治療方法。”
在承認了醫療上的無能之後，癌症就幾乎從古代醫學史中消失了。其他疾病通過在全球範圍內的爆發循環，在傳說和史冊中留下了它們神秘的足跡。公元前1715年，狂暴的瘟疫――可能是斑疹傷寒（Typhus），肆虐了港口城市阿瓦里（Avaris），殺死了大量人口。公元前12世紀，天花在一些地區爆發，天花令拉美西斯五世（Ramses V）的臉上落下了麻子。在印度河流域，結核病如同季節性洪水一般起起落落。然而，如果說癌症在這些大規模流行病的空隙中依然存在的話，那麼它也只存在於沉默中，在醫學文獻或其他文獻中未留下可循的蹤跡。
印和闐描述腫瘤兩千年後，我們才再一次聽到癌症的消息。這次它同樣也是遁形於沉默中，成為一種隱秘的恥辱。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440年左右撰寫了《歷史》（Histories）的一書，其中記載，波斯皇后阿託莎突然患上了一種不尋常的疾病。阿託莎是賽勒斯（Cyrus）的女兒，也是大流士（Darius）的妻子。大流士不僅繼承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帝位，也繼承了以殘暴著稱的統治手段，國土從地中海的呂底亞跨越到波斯灣的巴比倫。阿託莎皇后在位期間，發現自己的乳房上有一塊流血的腫塊，可能是由一種特別惡性的炎性乳腺癌造成的（在炎性乳腺癌中，惡性腫瘤細胞侵入乳房的淋巴結，造成紅腫）。
只要阿託莎願意，從巴比倫到希臘的醫生便會蜂擁而來，侍候於病榻之側。但與此相反，她卻自我封閉，脾氣暴躁又令人費解。她將自己裹在床單裡，強加隔離。大流士的醫生很可能曾試圖治療她，但無濟於事。最終，一名叫德摩西迪斯（Democedes）的希臘奴隸說服了她――讓他來幫助她切除腫瘤。
手術後不久，阿託莎就從希羅多德的文本中神秘地消失了。對於希羅多德來說，她僅僅是一段小小的劇情曲折。我們不知道她的腫瘤是否復發了，或她是怎樣死的、何時死的，但德摩西迪斯的這次切除至少獲得了暫時的成功，他讓阿託莎擺脫了這一病痛的折磨，活了下來。阿託莎內心充滿了狂熱的感激之情和領土野心。原來大流士一直計劃東征鄰國東斯基泰（Scythia）。而一心重返故鄉的德摩西迪斯慫恿阿託莎向夫君遊說，向西征討希臘。波斯帝國從東到西的轉身，以及隨後一系列的希波戰爭，成為西方早期歷史的決定性時刻。因此也可以說，是阿託莎的腫瘤悄悄揚起了千艘戰帆。癌症，即使是作為一種秘密的疾病，也在古代世界留下了它的指紋。
但希羅多德和印和闐畢竟是講故事的人。和所有的故事一樣，他們的故事有缺漏和矛盾之處。故事中所形容的“癌症”可能是真正的腫瘤，也可能只是膿腫、潰瘍、疣或痣。只有那些在歷史上因為種種奇怪原因而保存下來的惡性組織，才構成不容置疑的癌症病例。若要面對面地觀察癌症，看清這種古老的疾病，就需要回到那片遙遠的千年墓地。它位於風沙吹拂的秘魯南部平原。
這片平原位於阿塔卡馬沙漠的北部邊緣。這是一片乾燥、荒涼的帶狀地域，綿延上千公里，落在安第斯山脈從秘魯南部延展到智利的巨大背風面，這裡不斷受到溫暖、乾燥的和風吹拂。自有歷史記載以來，這裡就從沒下過雨。很難想象，人類曾在這裡生活，並盛極一時。但的確曾如此：平原上散落著數百個墳墓――在黏土中挖出的小淺坑，再仔細地排列上岩石。千百年來，狗、暴風和盜墓賊挖出了這些淺墳，也發掘出了歷史。
墳墓中掩埋了科裡巴亞（Chiribaya）部落成員的木乃伊遺骸。科裡巴亞人並未給死者的遺體做過甚麼特別的防腐措施，但得天獨厚的完美氣候很適合把它們做成木乃伊。黏土從屍體下面吸乾了水分和液體，風則在上面吹乾了組織。屍體往往以坐姿進行放置，從而迅速地凍結在時空之中。
1990年，一片約有140具屍體的幹化大墳地引起了明尼蘇達州大學德盧斯（Duluth）分校教授阿瑟？奧夫德海德（Arthur?Aufderheide）的注意。教授是一名病理學家，但專長是以古標本研究為主的古病理學。這個領域同法伯的專業不同，解剖的對象不是剛死不久的患者，而是發現於考古遺址的木乃伊。奧夫德海德在明尼蘇達大學的一間圓拱形的地下室中，用小型的無菌奶容器存儲這些人體標本，在他的儲藏櫃裡有近5000件組織，幾十種活檢標本和數百具破碎的骷髏。
奧夫德海德在科裡巴亞文化遺址處拼湊了一個臨時的解剖臺，在幾個星期之內解剖了140具屍體，其中的一具屍體上有不同尋常的發現。這具木乃伊是一位35歲左右的年輕女性，雙腳蜷縮，坐在一口黏土淺墳中。奧夫德海德檢查她的時候，手指在她的左上臂摸到了一個堅硬的“球狀腫塊”。屍體保存完好，只是由於千年的風乾皮膚稀薄、褶皺，但最醒目的是那個腫塊，保存完整，裡面充滿了骨針。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惡性骨腫瘤――保存在一具木乃伊體內千年之久的癌症。奧夫德海德懷疑，在這位女子還活著的時候，腫瘤就已穿破皮膚而出。即使是很小的骨肉瘤，也會帶來難以想象的痛苦。他認為，這個女人所承受的疼痛，一定是痛徹心肺的。
奧夫德海德並不是唯一一位在乾屍標本中發現癌症的考古病理學家。（骨腫瘤會形成硬化和鈣化的組織，所以非常有可能保存成百上千年，而且保存的狀態也最好。）他說“保存於木乃伊中的惡性組織也讓我們發現了其他類型的癌症。其中最古老的是約公元400年發生在埃及達赫萊（Dakhleh）的一例腹部癌症”。在其他案例中，考古病理學家並沒有發現實際的腫瘤，而只是發現了體內腫瘤所留下的痕跡。一些骷髏在顱骨或肩部骨骼上佈滿了癌症造成的微孔，都來自於皮膚癌或乳腺癌的轉移。1914年，一隊考古學家在亞歷山大的地下墓穴發現了2000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上面有一個腫瘤，已侵入了骨盆。曾發掘出已知最早的人類骨骼的考古學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也在附近的一處遺址發現了一個可以追溯到200萬年前的下頜骨，帶有非洲東南部特有的淋巴瘤所留下的痕跡（不過該腫瘤的病理起源從未得到證實）。如果這一發現的確代表一個古老的惡性腫瘤留下的瘢疤，那麼癌症就遠遠不是一種“現代病”，而是有史以來，在人體標本上見過的最古老的疾病之一，很可能還是最古老的疾病。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發現不是“在遙遠的過去，癌症就已存在了”，而是癌症稍縱即逝、非常罕見。我曾就此問題請教奧夫德海德，他笑著說：“癌症的早期歷史，就是很少有癌症的早期歷史。”美索不達米亞人知道偏頭痛；埃及人知道癲癇。在《聖經-利未記》中，提到一種類似麻風病的疾病――“tsara'at”。印度教的吠陀醫學中，有一個術語專門描述“水腫”，並有專門管理天花的女神。結核病更是無所不在，古人對此極為熟悉，就像愛斯基摩人對冰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稱呼一樣，對該病各種表現型也都有專門的詞語與之對應。但即使是常見的癌症，如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等，都在史書中明顯地“缺席了”。在浩蕩的醫學史中，除了極個別的例外，沒有一本關於癌症的書，也沒有守衛癌症患者的神。
癌症在歷史中的缺位，其背後有幾重原因。癌症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疾病，其發生幾率有時是呈指數性地隨年齡增加。如患乳腺癌的幾率在30歲左右的婦女中是1/400；而70歲左右的婦女，每9人中就會有1人患乳腺癌。在古代社會，人們長期受到肺結核、霍亂、天花、麻風病、鼠疫或肺炎等疾病的威脅，往往還沒有得癌症，就死掉了。即使癌症存在，也被淹沒在其他的疾病海洋中。事實上，癌症在世界上的崛起是由“雙重否定”造成的結果：只有當所有其他的“人類殺手”被消滅了，癌症才成為普遍現象。19世紀的醫生往往把癌症與文明聯繫在一起，認為現代生活的匆忙無序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體內的病理變化，導致了癌症。這種推論是正確的，但並不構成因果關係――文明並沒有導致癌症，而是通過延長人類的壽命，暴露了癌症。
“長壽”肯定是20世紀早期癌症普遍出現的重要因素，但很可能不是唯一的因素。我們對癌症做出早期檢測以及準確判斷癌症死因的能力在上個世紀得到了大大的加強。19世紀50年代白血病患兒的死亡，被歸因於膿腫或感染（或歸因為貝內特的“血液化膿”）。手術、活檢和屍檢技術又進一步加強了我們診斷癌症的能力。引進的乳房X線照相術能檢測到早期的乳腺癌病徵，大幅“增加了”乳腺癌發病率。這一結果看似矛盾，但卻可以得到完美的解釋――X射線使得人們能夠診斷出早期的腫瘤。
最後，現代生活結構的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癌症所表現的範圍，某些類型的癌症發病率增加了，某些類型則減少了。例如胃癌，19世紀末期之前它在某些人群中非常普遍，這可能是（見於酸洗試劑和防腐劑中的）幾種致癌物和（地方性和傳染性的）細菌感染惡化所導致的結果。引進現代製冷技術之後（以及在公共衛生領域的改進可能減少了地方性細菌感染），胃癌的發病率似乎已經降低。相比之下，男性肺癌的發病率在20世紀50年代急劇增加，這是20世紀初吸菸人數增加的結果。而女性是在50年代開始吸菸的，到目前，這一人群的肺癌發病率尚未達到高峰。
人口和流行病學的變化在不同時期都產生了巨大的後果。羅斯威爾-帕克在1900年指出，迄今為止，結核病在美國是最常見的死亡病因。之後是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著名醫學家威廉？奧斯勒稱為“死刑隊長”的肺炎，接著是痢疾、腸胃炎。癌症仍然滯後，排名遠在第七位。然而到了40年代早期，癌症一路高歌猛進，衝上第二位，僅次於心臟疾病。同一時期內，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增加了約26歲，60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幾乎增加了一倍，而這正是大多數癌症開始發威的年齡段。
儘管古代癌症病例罕見，但仍不能忘記奧夫德海德所發現的35歲女性木乃伊骨骼上生長的腫瘤。這名女子一定曾奇怪骨頭上怎麼會有錐心的疼痛，手臂上為甚麼會有緩慢隆起的塊狀物。看到這類腫瘤，人們一定會感到自己碰到了某一尚在嬰兒期的強大怪物。
負擔-黑色的膽汁淤積不化，遂生癌症。
――蓋倫（Galen），公元前130年
因此，我們對癌症的真相及其本質一無所知。在這一點上，我們與古希臘人別無二致。
――弗朗西斯-卡特-伍德（Francis Carter Wood），1914年
它是壞的膽汁，惡的習慣，糟糕的老闆，劣質的基因。
――麥爾-格里夫斯（Mel Greaves）
《癌症：進化的遺產》（Cancer，The Evolutionary Legacy），2000年
疾病，從某些角度來講，只有我們感知到了它、命名了它，並對它做出了反應，它才存在。
――C.E.盧森堡（C.E.Rosenberg）
即使一隻古代的怪獸也需要一個名字。為一種疾病命名，就是描述某種受罪的狀況，這是一種先語言後醫學的行為。病人在成為醫學檢查的對象之前，首先只是一位講述人，講述自己所經歷的痛苦，就好像他是一位剛探訪過疾病王國的行者。為了擺脫某一疾病的困擾，人們必須從講述和理解這個疾病的故事的故事開始。
古代疾病的名字本身就是濃縮的故事。斑疹傷寒是一種兇猛的疾病，伴有不穩定發燒、蒸汗的症狀。這種疾病的稱謂來自於希臘詞語“tuphon”（眾風之父）。現代詞語颱風（typhoon）亦來源於此。“流感”（influenza）來自於拉丁詞語“influentia”，因為在中世紀醫生們的想象中，流感的循環爆發是受到了恆星與行星靠近或遠離地球的影響。肺結核（tuberculosis）是由拉丁語“tuber”轉化而來。“tuber”指的是膨脹的腺體，像小蔬菜一樣的團塊。淋巴結核被稱為“scrofula”，來自於拉丁語中表示“小豬崽”的詞語，其病徵為一系列腫大的腺體，排列成行，讓人想到一群哺乳的小豬崽。
在公元前約400年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時代，一個描述癌症的詞語“karkinos”首先出現在了醫學文獻中，它來自於希臘語“螃蟹”一詞。腫瘤，以及它周身蔓生的腫脹血管，讓希波克拉底想到了揮腳掘沙的螃蟹。這種畫面很奇怪（很少有癌真長得像螃蟹），但也很生動。後來的作家，包括醫生和患者，都為其加入了修飾。在有些人眼中，腫瘤硬化黯淡的表面讓人不禁聯想到螃蟹那硬邦邦的軀殼。有些人覺得腫瘤在體內悄悄擴散，仿如螃蟹在皮肉之下行走。對另一些人來講，癌症帶來的突然刺痛就像是被螃蟹的大螯夾到了一樣。
還有一個希臘語也和癌症的歷史發生了交匯，那就是“onkos”――人們有時用這個詞來描述腫瘤；現代腫瘤學的用語“oncology”正是脫胎於此字。“Onkos”在希臘語中表示一種分量或負載，或者更通常地表示為一種負擔――癌症被設想為身體上承載的一種負擔。在希臘的舞臺上，“onkos”這個詞還被用來描述一種悲劇角色的面具，這種角色的頭上往往戴著一個笨重的錐狀物，象徵著其所承載的心理負擔。
雖然這些生動的比喻很可能和我們現代對癌症的理解發生共鳴，但是，希波克拉底所稱的“karkinos”和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癌症實際上截然不同。希波克拉底的“karkinos”大多是肉眼即可看到的大型表皮腫瘤，如乳腺癌、皮膚癌、頜癌、頸部癌和舌癌。他甚至連惡性腫瘤和非惡性腫瘤都沒有區分出來。希波克拉底的“karkinos”包括任何一種可以想到的隆腫：像是結節、癰、息肉、突出、結核、膿皰和腺體。他將各種隆起不加區別地堆入了同一個病理學範疇。
希臘人沒有顯微鏡。他們從來沒有想象到存在一種叫“細胞”的實體，更沒有見過細胞。他們也不可能想到“karkinos是失控的細胞增長”這種概念。然而他們對流體力學瞭然於胸：水車、活塞、閥門、水槽和水閘，都源於灌溉和運河挖掘的水利科學革命，而阿基米德（Archaemedes）在浴缸中發現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律，則把這場革命推向了頂點。這種對水利學的專注，也深入了希臘的醫學和病理學。為了解釋所有的疾病，希波克拉底推出了一整套以液體及其體積為基礎的理論，並將這一理論自由運用於對肺炎、膿腫、痢疾和痔瘡的解釋。希波克拉底提出，人體主要是由四種被稱為“體液”的液體構成，包括血液、黑膽汁、黃膽汁和黏液。這些體液，每一種都有其獨特的顏色（紅、黑、黃、白）、黏性和基本特質。人體在健康狀態下，這四種液體處於完全的平衡中（但可能並不穩定）。生病的時候，就會表現為體內某種體液過量，打亂了這種平衡。
克勞迪亞斯-蓋倫（Claudius Galen）是一位頗具影響力的希臘醫生，也是一位多產的作家，曾於公元160年左右在羅馬行醫。他把希波克拉底的體液學說推向了極致。蓋倫像希波克拉底一樣，根據各種體液是否過量歸類所有疾病。他認為炎症導致的紅熱、痛脹都是由於血液過多所致；而表現為發涼、白色、潮溼狀態的結核、膿包、黏膜炎和淋巴結核，都被歸因為黏液過多。黃疸被歸咎為黃膽汁過量；至於癌症，蓋倫認為幕後元兇是四種體液中最惡性、最令人憂心的黑膽汁。［同樣歸因於黑膽汁這種油膩、黏稠的體液的，只有另一種充滿隱喻性的疾病――抑鬱症。事實上，在中世紀抑鬱症被稱為“melancholia”，它得名於希臘詞語“melas”（黑）和khole（膽汁）。因此，抑鬱症和癌症這兩種因黑膽汁而患的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因其內在特質而糾纏在了一起。蓋倫認為癌症是黑膽汁淤滯所致，因其被困在某處無從宣洩，所以凝結成糾纏的腫塊。16世紀的英國外科醫生托馬斯-蓋爾（Thomas Gale）提到蓋倫的理論――“黑色的膽汁淤積不化，遂生癌症”時認為“如果體液辛辣，就造成潰瘍，也因此之故，這些腫瘤的顏色會更黑”。
這一簡短、生動的描述給未來的腫瘤學研究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遠遠超出蓋倫（或蓋爾）的意圖。蓋倫學說認為，癌症是一種系統性惡變狀態，是體內黑膽汁分泌過量，腫瘤不過是體內深層功能失調所致的局部表象，一種遍佈全身的生理性失衡。希波克拉底曾發表過一種深奧見解，認為癌症“最好不要治，因為這樣病人活得更久”。500年後，蓋倫用一系列天馬行空的生理學猜想解釋了他老師精闢的思考。蓋倫提出，手術治療癌症的問題在於黑膽汁無處不在，就像其他液體一樣無可避免、四處瀰漫。你可以把癌變切除，但是膽汁還會流回原處，正像樹液滲透樹的枝幹一樣。
公元199年，蓋倫逝於羅馬。但是，他對醫學的影響卻長達一千多年。黑膽汁致癌理論的隱喻性是如此地具有誘惑力，以至於它牢牢地佔據在醫生們的頭腦中。因此，手術切除腫瘤被認為是治標不治本，只有傻瓜才會做。一代又一代的外科醫生把自己的觀察累加到蓋倫的觀察之上，進一步夯實了這一理論。“不要被引入歧途而實施手術”，14世紀中葉，阿德爾納（Arderne）的約翰這樣寫道，“手術只會讓你丟臉”。“那些假裝能夠通過切割、挖出和摘除等方法來治療癌症的人，不過是把一種非潰瘍性癌症轉化成了潰瘍性癌症而已……在我的行醫生涯中，我從來沒有見過一例用切除手術治好癌症的，也沒聽說任何人做到過。”可能是15世紀最有影響的外科醫生萊昂納多？博提帕格拉（Leonard?Bertipaglia）如是加上了自己的訓誡。
蓋倫可能在無意間為後世癌症患者做了件善事，至少是暫時性地造福了這些患者。在沒有麻醉藥和抗生素的中世紀，大多數外科手術都是在診所的某個暗室中進行的，更常見的是在一家理髮館的後間進行的――用皮帶固定病人，手術刀鏽跡斑斑，往往釀成危及生命的災難性後果。16世紀的外科醫生帕雷（Ambroise Pare）就曾描述了用煤火加熱的烙鐵來燒焦腫瘤，或者用硫酸藥膏來燒除腫瘤。即使皮膚上一處小的劃痕，在這樣治療後，也會很快化膿造成致命的感染。腫瘤在輕微的刺激下，也往往會造成大量出血。
18世紀的德國醫生洛倫茨-海斯特（Lorenz Heister）曾經這樣描述自己診所裡實施的乳房切除術，那好像是一種犧牲獻祭的儀式一樣：“許多女性能夠鼓起巨大的勇氣來接受這種手術，甚至不會發出呻吟。但是另一些女性則慘叫不止，最無畏的醫生也會聞之喪膽，從而阻礙手術的繼續進行。為了執行這種手術，外科醫生要性格堅定，不被患者的慘叫所驚擾。”
可以想見，很多患者寧可放棄進行這種“大無畏手術”的機會，而把命運交給蓋倫――嘗試服用系統性的藥劑來清除黑膽汁。於是，藥鋪裡很快就擺滿了令人歎為觀止的治癌藥物：鉛製劑、砷的提取物、野豬的牙齒、狐狸的肺、尖銳的象牙、帶殼的蓖麻、海底的白珊瑚、吐根、番瀉葉，以及零碎雜湊的瀉藥和輕瀉劑，還有用來對付難以忍受的疼痛的酒精和鴉片製劑。17世紀，用螃蟹眼做的糊劑非常流行，能賣到5先令一磅――人們寄希望於以毒攻毒的效果。這一時代的藥劑藥膏與療法變得越來越奇怪――山羊糞、青蛙、烏鴉的腳、臭甘菊、烏龜肝、聖水；或者覆手祝福，還有鉛板壓迫腫瘤，種種方式方法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