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寫的是癌症的歷史，講述了一種古老疾病的變遷――它曾經是私密的、需要小聲說出的疾病；後來，它變形成一種致命的、形式多變的實體，具有強烈的隱喻性，並且在醫學、科學和政治方面具有強大的穿透力，以至於癌症往往被描述為“我們這一代的典型瘟疫”。這本書定名為癌症的“傳記”，是名副其實的。我試圖進入這種“永生的疾病”的頭腦深處，去理解其人格、祛除其行為的神秘色彩。但是，我的終極目的，是提出一個超越“傳記”本身的問題：在未來，癌症有可能終結嗎？是否可能從我們的體內和社會中，徹底根除這種疾病？
癌症不是一種疾病，而是許多種疾病。我們把它們統稱為“癌症”，是因為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特徵――細胞的異常增長。而超越於這種生物學共性，它們還具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主題，貫穿於癌症的幾種化身形式――這表明了對它們進行統一性的論述，乃是合理的。我們不可能考慮每一種癌症變形的故事，但是，我試圖強調貫穿於這4000年曆史的大主題。
很明顯，這是一項龐大的工程，但它始於一件不起眼的工作。2003年夏天，我完成了住院醫生的醫學實習和癌症免疫學方面的研習員工作，開始了在波士頓的達納-法伯癌症研究所與麻省總醫院的癌症醫學（內科腫瘤學）的高級培訓。剛開始，我打算從癌症治療的實戰觀點出發，為那一年寫部癌症醫療日誌。但是，這一追求很快就擴大成了一次廣袤的探索之旅，不但把我深深地引入了相關的科學和醫學世界，也包括文化、歷史、文學和政治領域，跨入了癌症的過去和未來。
有兩個人物，站在我們故事的中心。他們兩個是同代人，都是理想主義者，都是美國戰後科技大繁榮的產兒。他們猶如被催眠了一般，陷入旋渦，執迷地追求，要開展一場全國性的“抗癌戰爭”。第一個人是“現代化學療法之父”――西德尼？法伯（Sidney?Farber）。他偶然地發現，維生素的一種類似物是強大的抗癌化學制品，於是他夢想能夠找到一種治癒所有癌症的藥物。第二個人是曼哈頓的社會名流瑪麗？拉斯克（Mary?Lasker），她具有傳奇性的社會能量和政治能量；她加入了法伯的旅程，一起走了幾十年。在4000年來的抗癌戰鬥中，一代又一代的男男女女貢獻了勇氣、想象力、發明創造和樂觀精神――法伯和拉斯克，僅僅是他們中的代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部軍事史――但敵人無影無蹤，無時無刻、無處不在。這裡同樣有勝利與失敗、有連綿的戰役、有英雄人物也有傲慢之徒、有劫後餘生也有舊病復發；並且不可避免地，有人受傷、有人被詛咒、有人被遺忘、有人死亡。最終，癌症真實地浮現出來，正像一位19世紀的外科醫生曾在一本書的扉頁上寫下的――眾病之王，恐怖之君。
我要發佈一條“免責聲明”：在科學與醫學中，一項發現的權威具有極其重大的分量，只有科學家和研究者才可以授予發明人或者發現者這樣的“王冠”。雖然在本書中有許多關於發現和發明的故事，但是這些都不能在法律上確立某一項發現或發明的主張權。
這本書的創作極大地依靠了相關的書籍、研究、期刊論文、回憶錄和採訪；同樣，個人、圖書館、藏品、檔案和論文也為本書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些在本書的結尾處，都有文字致謝。
但是，有一項鳴謝卻不能放在最後。這本書，並不僅僅是對癌症過往的探訪之旅，也是我作為癌症研究者的個人“成年之旅”。而如果沒有那些病人，這第二段旅程也是不可能成行的。他們，超越了所有的貢獻者；在我的寫作過程中，他們不斷地教導我、啟發我。我永遠都欠他們一份情、一筆債。
這筆債是名副其實的。本書既要講述這其中的故事，又要保護這些病人的隱私和尊嚴――這是一大挑戰。在疾病的情況已經為公眾所知的例子中（比如之前有過採訪或文章報道），我用的是真實姓名。在疾病的情況尚不為公眾所知，或受訪者要求保護隱私的情況下，我使用了化名，並且故意混淆了他們的身份，讓人們不能去追蹤他們。不過，他們都是真實的病人和真正的遭遇者。我促請我所有的讀者，尊重他們的身份、保持應有的界限。
引子
癌症起於人，亦止於人。科學的抽象概念，有時候可能會使人忘記這樣一項基本的事實――醫生治疾，但也治人。而有時候，他們職業的這一前提，會同時把他們往兩個方向推。
――古德-菲爾德（June Goodfield）
2004年5月19日上午，在馬薩諸塞州的伊普斯維奇（Ipswich），卡拉-裡德（Carla Reed）從頭痛中醒來。她是三個孩子的母親，30歲，幼兒園老師。她後來回憶，“那不是普通的頭痛，而是腦袋的一種麻木。這種麻木立即告訴你，發生了某種可怕的疾病”。
這種可怕的疾痛，已經持續了近一個月。4月下旬，卡拉發現了背部的少量瘀傷。它們在某一天的早晨突然出現，像奇怪的皮膚紅斑，在後來的一個月中，擴大，然後消失，在她的背上留下了地圖一樣的瘢痕。幾乎在不知不覺中，她的牙齦開始漸漸地變白。卡拉曾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活潑女子，習慣於每天花幾個小時和五六歲的孩子們在課堂上追鬧。但是，到了5月初，她幾乎連走上樓梯都很困難。有些早晨，她精疲力竭，無法站起，只能四肢著地，在自家的走廊裡爬行，從一個房間爬到另一個房間。她每天要斷斷續續地睡上12到14個小時，醒來時仍感覺到壓倒性的疲憊，只得把自己再拖回到沙發上補覺。
在這四個星期裡，卡拉和她的丈夫一共去看了兩次全科醫生（和護士），但是她每次去醫院，都沒有進行檢查，醫生也沒有給出任何診斷結果。幽靈般的疼痛在她的骨頭上出現，又消失。醫生笨拙地摸索了一些解釋，也許是偏頭痛，並要求卡拉試一試阿司匹林。但是，阿司匹林反而加重了卡拉的白牙齦出血。
卡拉性格開朗、合群、熱情洋溢。對於自己疾病的起伏，她感到更多的是困惑，而不是擔心。她從小到大，未患過重病。醫院對她來說，是一個抽象名詞；她從來沒有看過或諮詢過專科醫生，更不用說諮詢一位腫瘤學家了。她想象和編造了各種理由來解釋自己的症狀――過度勞累、抑鬱、消化不良、神經衰弱、失眠。但是最終，一種本能的意識――一種“第七感”――告訴卡拉，一場急性的災難，正在她的體內醞釀。
5月19日下午，卡拉把她的三個孩子託付給鄰居，然後自己開車再次來到診所，要求進行驗血。醫生開單進行常規檢查，查她的血球計數。化驗師從她的靜脈抽出一管血，仔細地看了血的顏色，顯然很關注。從卡拉的靜脈中抽出的血液泛著水色、蒼白，如同稀釋過了一樣，已經不像血了。這一天餘下的時間就是等待，但沒有任何消息。第二天早上，卡拉在魚市接到了電話。
診所的護士在電話中說：“我們需要再抽一些血。”“我甚麼時候去？”卡拉一邊問，一邊盤算著忙碌的一天。她記得自己曾注意過牆上的時鐘，一塊半磅的鮭魚魚排正在她的籃中融化，如果她離開太久，恐怕就會變質了。
最後，一些習以為常的細節彌補了卡拉對疾病的回憶：時鐘、安排拼車、孩子們、裝滿蒼白血液的試管、沒有來得及洗澡、陽光下的鮭魚、手機裡急促的聲調。護士說了些甚麼，卡拉已經大部分都記不得了，似乎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催促。她回憶護士說：“現在就來，現在就來。”
5月21日上午7時許，我聽說了卡拉的情況。當時，我正在波士頓，坐在從肯德爾（Kendall）廣場到查爾斯街之間飛馳的列車上。我的尋呼機上短信閃爍，隔斷的文字冷漠地告訴我，有急診。“卡拉？裡德/白血病新患者/14層樓/到後請速來。”列車衝出幽長的隧道，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的玻璃塔樓突然跳進視野，我看到了14樓的房間窗戶。
我猜，卡拉正獨自坐在其中的一個房間，體驗著驚恐與孤獨。房間外傳來瘋狂忙亂的嘈雜聲。裝有血液的試管，在病房和二樓的實驗室之間穿梭。護士帶著化驗標本奔走，實習醫生在為早間報告收集數據，蜂鳴器不停地閃爍，報告、表單被送出來。在醫院深處的某個地方，一架顯微鏡在上下調節，鏡頭聚焦於卡拉血液中的細胞。
我能相當肯定地感覺到這一切，這是因為，急性白血病患者的到來，會為“醫院的脊椎”注入一陣戰慄。從樓上的癌症病房，到深埋在地下室的臨床實驗室，無不隨之顫抖。白血病是白細胞發生的癌症――癌症最具爆發性、暴力性的化身之一。病房護士往往會提醒她的患者，得了這種病，“即使是被紙劃傷也很危險”。
對於在培訓期的腫瘤學家來說，白血病也是一種特殊的癌症化身。它的惡化速度、嚴重性和無法阻擋的癌細胞擴散程度，往往逼人做出快速、極端的決斷。罹患這種疾病非常可怕，觀察與治療這種疾病，也同樣令人毛骨悚然。一旦白血病入侵，身體就被推到脆弱的生理極限――體內每一個系統（心臟、肺、血液）的運行，都遊走在刀鋒邊緣。護士把卡拉病例中不清楚的部分向我做了補充：醫生進行的血液檢查顯示，她的紅細胞指標嚴重不足，不到正常的1/3。她的血液中充斥著數以百萬計的惡性白細胞，而不是正常的白細胞――用癌症的術語來說，叫“母細胞”。卡拉的醫生，終於跌跌撞撞地做出了正確的診斷，把她送到了到馬薩諸塞州總醫院。
卡拉房間外的走廊漫長而空曠，泛著殺菌劑光芒的大廳地板剛剛被稀釋的漂白劑拖過一遍。我在大廳裡快速地瀏覽了她需要做的各項血液檢查，同時，我在頭腦中排練著即將和她進行的談話。我悲哀地意識到，即便自己的同情中也摻雜著矯情與公式化的成分。這是我做腫瘤學“研習員”的第十個月――這是一個為期兩年的“沉浸式”醫學項目，用來培訓癌症專家，我感到自己彷彿已被重力壓到了最低點。在這十個月中，有說不出的辛酸和困難――數十名在我照顧之下的病人已經死亡。我感到，自己對於死亡和悲涼，正在慢慢變得麻木，對於持續不斷的情感衝擊，我已經變得“免疫”了。
在這家醫院，像我這樣的癌症研習員，一共有七名。從紙面上看，我們似乎是一支強大的力量：我們是五所醫學院和四家教學醫院的畢業生，受到的醫學訓練和科學教育加起來共有66年，我們一共擁有12個研究生以上的學位。但這些苦讀的年頭和顯赫的學位，並沒有讓我們為這個培訓項目作好準備。醫學院、實習和住院醫生的生活，對人的身體和精神一直是一種折磨。但做“研習員”的頭幾個月，頓時令那些曾經的生活相形見絀、如同兒戲――以前的生活，簡直是在上“醫學幼兒園”。
在生活中，癌症能夠消耗、吞噬我們的一切。它闖進我們的腦海，佔據我們的記憶，滲透我們的每一次談話、每一個想法。作為醫生，如果我們發現自己沉浸於癌症之中，那麼，我們的病人就會感到這種疾病幾乎會吞噬掉他們的生活。在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Solzhenitsyn）的小說《癌症樓》（Cancer Ward）中，年輕的俄羅斯人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盧薩諾夫（Pavel?Nikolayevich?Rusanov），在45歲左右時發現脖子里長有一顆腫瘤，並立即被髮配到地處寒冷北方的一所無名醫院的癌症病房中。給盧薩諾夫下的癌症診斷，其實僅僅是存在癌症跡象，就為盧薩諾夫判了死刑。疾病剝奪了他的身份。人們給他穿上了病號服（這種殘酷的服裝，是一出悲喜劇的道具，就像囚犯的連身囚服一樣頹喪），對他的行動採取絕對控制。盧薩諾夫發現，被診斷出患有癌症，就等同於進入了一座無邊無界的“醫療勞改營”，甚至比他所拋下的社會，具有更多的侵入和致癱效應。（索爾仁尼琴可能打算用荒謬的、極權主義的腫瘤醫院，來比擬醫院外荒謬的極權主義國家，但是，我曾向一位患浸潤性宮頸癌的女人詢問這種“相提並論”，她諷刺地說，“不幸的是，我並不需要任何隱喻來閱讀這本書。癌症病房就是我受拘的國度、我的監獄”。）
作為一名正在學習照顧癌症患者的醫生，我很難體會癌症患者這種被監禁的感覺。但即便只是旁觀，我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力量――一種密實而持續不斷的拉引力，要把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拖入癌症的軌道。在我進入該項目的第一個星期，一位剛剛從“浸潤項目”結業的同事把我拉到一邊勸我，“這就是所謂的浸潤式培訓項目，”他壓低了嗓子說，“但‘浸潤式’的真正意思是‘淹死’。不要讓它影響到你所有的一切。你需要有醫院以外的生活。你需要這個，否則你會被吞噬的。”
可是真正要做到生活工作分開實屬不易。在醫院的停車場，高亮的氖光燈打在冰涼的混凝土地面上，我每天的巡視工作結束後，就在這裡度過晚上的最後時光。白天的工作讓人頭昏腦漲、魂不守舍，身後汽車收音機裡茫然地傳來噼啪的聲音。患者的病情讓我憂心忡忡，我不由自主地試圖在頭腦中重新梳理這一天裡發生的事情，審視自己的判斷和抉擇是否正確。
對66歲的患肺癌藥劑師的用藥都已經失敗了，值得為他再做一輪化療嗎？對一位26歲患霍奇金淋巴瘤的女人，是採取一種已經試驗過的強大藥物組合治療好呢，還是選擇（可能能保留生育能力的）更具實驗性質的藥物組合治療好？前者要冒失去生育能力的風險，而後者則可以保全生育能力。那個患了結腸癌、講西班牙語的三個孩子的母親，幾乎難以讀懂同意書上那些程式化、謎一般的文字；是否應該讓她參加一個新的臨床試驗？
在對癌症日常治療的工作中，我只能透過檢測儀器那色彩飽和度變化的細節，才能判斷他們的生命與命運，他們在竭力上演，而我，就像在觀看對比度調到很高的電視。我不能從屏幕上移開，儘管我本能地知道，這些經歷是戰勝癌症的更大戰鬥的一部分，但它的輪廓卻遠遠超出我力所能及的範圍。作為一名新手，我渴望瞭解歷史；但同樣作為一名新手，我無力想象這種歷史。
但是隨著我走出這兩年研習工作帶來的莫名苦痛，我更急迫地想了解關於癌症的更宏大的故事：“癌”有多大年紀了？我們對癌鬥爭的根源是甚麼？或者，如病人經常問我的：我們在對癌戰爭中，處於何處？我們是如何到達這裡的？是否這裡就是終點？甚至，這場戰役究竟能否打贏？
正是在試圖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產生了創作此書的動機。在鑽研癌症這種“形態多變的疾病”的時候，我是在面對歷史，用過去解釋現在。2500年前，36歲的阿託莎（Atossa）身患Ⅲ期乳腺癌，她的絕望與悲憤久久地迴盪在耳邊。這位波斯王后用布裹住自己癌變的乳房，藏匿起患病的軀體，然後以一種毅然決然與先見之明的態度，極其憤怒地要求手下的奴隸用刀把她的乳房割下來。曾有一位病人的願望就是切除她滿是癌細胞的胃。正如她對我說的，“不留殘餘”。讓人想起了“19世紀時迷戀於‘完滿’的外科醫生威廉？霍爾斯特德（William?Halsted）”，他通過較大面積的毀形性手術，切除癌症；他所希望的是：切得越多，就意味著越能治癒。
千百年來，在這些醫療層面文化層面和隱喻層面的理解之下，暗潮湧動的，是對這種疾病的生物學認識。而這種認識往往隨著時代的前進，發生根本性的嬗變。現在我們知道：癌症，是由某一單個細胞的生長失控引起的疾病。這種增長是由突變引發的――DNA的變化特別地影響了基因，“煽動了”無限制的細胞生長。在一個正常細胞中，強大的基因迴路調節著細胞的分裂和死亡。但在癌細胞中，這些迴路已被打破，釋放了一個不停分生的細胞。
這種看似簡單的機制（細胞毫無障礙的生長）能夠位於這個怪誕多形的疾病的核心，證明了細胞生長具有深不可測的力量。細胞分裂使生物體能夠成長、適應、恢復和修復――讓生物體能夠生存。而這種機制一旦被歪曲和解縛，它就可以讓癌細胞生長、繁榮、去適應、去恢復、去修復――以我們的生命為代價，去實現癌的生存。癌細胞（比正常細胞）生長得更快、適應得更好。癌是我們自身的一個更完美的“版本”。
因此，對抗癌症的秘密，就是要找到方法，防止易感細胞發生突變；或者消除突變細胞，又不損害正常生長。這一觀點看似簡單，但卻掩蓋了任務的艱鉅性。惡性生長和正常生長，在遺傳基因層面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要把這兩者區分開，可能是我們這個物種面臨的最重大的科學挑戰之一。癌症是生在我們的基因組裡的：對我們的身體來說，解放了正常細胞分裂的那些基因，並不是“外來者”，而恰恰是“曾執行關鍵細胞功能的基因突變、自我扭曲的版本”。而且，癌症根植於我們的社會中：隨著我們這個物種壽命的不斷延長，也不可避免地會釋放惡性增長（癌基因突變隨著衰老而逐漸積累，因此，癌症在本質上與年齡相關）。如果說我們在尋求長生不死的話，那麼，從一種執拗的意義上說，癌細胞也在尋求長生不死。
“要準確地說出，下一代科學家將怎樣進行研究，才能區分開惡性增長和正常生長的糾纏？”這仍是一個謎。正如20世紀生物學家霍爾丹喜歡說的，“宇宙”不僅比我們設想得更奇特，而且比我們所能設想得更奇特。科學的軌跡也正是如此。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未來的故事無論怎樣展開，都會打上過往人類曾經嘗試各種努力的烙印。曾有作家說，癌症是人類疾病中最“兇狠陰險的敵人”；而對抗癌症的故事，則充滿了創造力、適應力和毅力。但是，這也將是一個充滿傲慢、狂妄、專制、誤解、空想和騙局的故事。猶如30多年前的故事一樣――人們狂妄地預言，這種疾病幾年之內就可實現“治癒”。
在這間空蕩蕩的消毒病房裡，卡拉打響了自己的“抗癌戰爭”。我到的時候，她正坐在床上寫東西，有一種特別的平靜，像一位記筆記的學校教師。（她後來回憶道：“甚麼筆記？我只是在把同樣的想法，寫了又寫。”）她的母親經過一個通宵的飛行，紅著眼睛、淚眼婆娑地衝進房間，然後坐在椅子上用力地搖擺，默默地看著窗外。卡拉身邊的各種喧囂，幾乎已經一片模糊：護士把液樣送進送出、實習生穿戴口罩及護袍、抗生素被掛在輸液架上，給她的靜脈進行注射。
我盡我所能地向她說明當前的情況，並解釋她未來的一天將奔波於實驗室之間進行各種檢查。我會提取一份骨髓樣本。病理學家將進行更多的檢查。但是，初步的檢查已表明，卡拉患的是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這是兒童癌症中最常見的形式之一，但在成人中是罕見的。這種病（我在這裡停頓了一下，抬起眼睛，表示強調），常常是可以治癒的。
可以治癒――卡拉點點頭，她的眼神明亮了。不可避免的問題懸在房間的空氣中：可治癒的幾率有多大？生存率是多少？她生存下來的機會是多少？治療需要多長時間？我擺出了我的計算：一旦確診，化療將立即開始，持續時間超過一年。她被治癒的機會是30％左右，每三個人中，有略少於一個人可以治癒。
我們繼續談了一個小時，也許更長。上午九點半，我們腳下的城市已被攪弄得完全清醒了。我起身走出病房，外面的冷空氣迎面撲來，門在身後撞上，將卡拉封在了屋裡。
“血液化膿”
最有名氣的醫生被立即請來；
但他們來了，收了費用，
卻回答說：“這種病無藥可救。”
――希萊爾-貝洛克（Hilaire Belloc）
緩解症狀是一項日常任務，治癒它，是人們的殷切希望。
――威廉-卡斯特（William Castle）
1950年對白血病的描述
1947年12月的一個早晨，在波士頓的一間實驗室裡，一個叫西德尼-法伯的人，正在焦急地等待著一個從紐約寄來的包裹。這間號稱“實驗室”的斗室返著潮氣，只有大約六米多長、四米多寬的房間，比藥劑師的配藥室大不了多少，幾乎被塞在兒童醫院大樓後巷的一間半地下室裡，通風很差。距離這裡幾百米遠的內科病房，各項工作正緩緩地開始。穿著白色病號服的病童們躺在鐵製病床上，不安地動來動去。醫生和護士在病房之間來來往往，忙著查病歷、下醫囑和配藥。但是，法伯的實驗室卻是一片空蕩清冷，各種化學品擠在一起，玻璃罐堆在冰冷的走廊裡，一直延伸到醫院主樓。空氣中散發著防腐劑甲醛的惡臭。這裡沒有病人，有的只是屍體和各種病體組織。它們是通過地下通道送來的，將被用於解剖和各種檢驗。法伯是一位病理學家，他負責製作標本、解剖屍體、識別細胞和診斷疾病，但從不治療病人。
法伯的專業是小兒病理學，即研究兒童疾病。他花了近20年，在地下室裡痴迷地盯著顯微鏡搞研究，取得的學術成就，使他升任兒童醫院的病理科主任。但在法伯眼裡，病理學正在與醫學分道揚鑣，成為了過度關注死者的一門學科，而拉大了與生者的距離。現在，他已經厭煩了這種只能側面冷眼旁觀疾病、卻不接觸或治療活生生的病人的工作；他受夠了只面對組織和細胞，覺得自己碰到了職業的“玻璃屋頂”。
因此，法伯決定要在職業方向上做出重大轉變。他不想再繼續眯眼盯視顯微鏡下無生命的標本，他要奮起一躍，跳到樓上的診室――從他了若指掌的微觀世界，跳到患者與疾病的廣闊天地中；他要利用從病理標本中獲得的知識，設計出新的治療手段。而來自紐約的包裹裡，就裝著幾瓶叫作“氨基呤”（aminopterin）的黃色結晶化學品，它們被運送到法伯在波士頓的實驗室，為阻止兒童白血病的惡化帶來一絲希望。
如果法伯事先請教過樓上病房裡的任何一位小兒科醫生，問問開發出抗白血病藥物的可能性有多大？他們一定會勸他不要枉費心機了。一百多年以來，兒童白血病令眾多醫生著迷、困惑，又備感挫折。這一疾病經過了各種精心分析、分類、再分類和再細分；兒童醫院圖書館書架上排列著散發著黴味的皮面書，如安德森（Anderson）的《病理學》（Pathology）或博伊德（Boyd）的《內科病理學》（Pathologyofinternal Diseases）。這些書的每一頁都充斥著白血病細胞圖，並附有詳細的細胞分類學說明。然而，所有這些知識，反而進一步放大了醫學的無力感。白血病就像蠟像館裡的蠟像一樣，變成了一個空洞而迷人的物件，人們對它進行極其詳盡的研究和拍照取像，卻沒有任何治療或實用進展。一位腫瘤學家回憶說，“白血病讓醫生們在各種醫學會議上爭論不休，但卻完全無助於他們的病人”。急性白血病患者入院，讓醫院一陣騷動，經過幾輪誇張的專業討論，接下來，正如醫學期刊冷冷的評論一般，“確診、輸血，然後送回家等死”。
自從發現白血病以來，對該疾病的研究就陷入了混亂和絕望之中。1845年3月19日，蘇格蘭醫生約翰-貝內特（John Bennett）描述了一個不同尋常的病例：一名28歲的鋪路工，脾臟莫名腫大。貝內特記錄道：“他面色黯沉，平常身體健康且自律；自述在20個月前，開始感到特別勞累，並一直持續至今。去年6月，他發現腹部左側有個腫瘤，逐漸增大，直到四個月後穩定下來。”
這名鋪路工人的腫瘤可能已經到了末期的穩定點，但是他的身體健康狀況反而加速惡化。在接下來的幾周裡，貝內特的病人症狀日益加劇：發熱、陣發性出血、突發腹痛等症狀接踵而至，隨後發作頻率加快，並且程度一次比一次嚴重。腫瘤很快就擴散到了腋窩、腹股溝和頸部，病人命懸一線。雖然對他採取了常用的水蛭吸血和放血治療，但都無濟於事。幾個星期後，進行屍檢時，貝內特確信他發現了這些症狀背後的病因――病人的血液中充滿了白細胞（白細胞是膿液的主要成分，往往是感染的重要標誌，貝內特推測鋪路工人的死因就在於此）。他自信地寫道：“對我來說，這一病例特別有價值，因為它將有助於證明血管系統內也會廣泛分佈著膿液。”
這一解釋本來應該是完美無瑕的，但問題是，貝內特無法找到膿液的來源。在屍檢時，他翻來覆去仔細檢查了屍體，對出現膿腫和傷口體徵的組織和器官進行了逐一排查。但沒有發現其他的感染病灶。血液看似是自己敗壞、化膿的，自然消耗後就變成了膿液。於是貝內特將這個病例確定為“血液化膿”，就此結束了對它的研究。
當然，貝內特認為的“血液自動化膿”是錯的。在貝內特描述了鋪路工的病症之後，僅僅四個月剛過，年僅24歲的德國研究者魯道夫-魏爾嘯（Rudolf Virchow）獨立發表了一篇病例報告，其內容和貝內特發現的病例驚人地相似。魏爾嘯的病人是一位55歲左右的廚師。白細胞在她血液中爆發性地增長，在其脾臟中形成了漿狀黏稠物。在對她進行屍檢的時候，病理學家無需藉助顯微鏡，就能分辨出在紅細胞上面浮著一層濃稠如乳狀的白細胞。
魏爾嘯知道貝內特的病例，但是，他無法令自己相信貝內特的理論。魏爾嘯認為，血液不會無緣無故地突然轉變成另一種東西。此外，該病不同尋常的症狀，也令他百思不得其解――脾臟增大是怎麼回事？身體沒有任何傷口或者化膿之處，又是怎麼回事？魏爾嘯開始考慮，是不是血液本身有問題？他無法找到統一的解釋，但又想為這種病尋找一個名字，最終確定用“weissesBlut”――“白血”一詞，這只不過是如實描述了他在顯微鏡下看到的幾百萬白細胞。1847年，他把這個名字改為聽起來更學術化的“leukemia”，這個詞來源於“leukos”一詞，在希臘語中表示“白色”。
把疾病名稱從誇飾的“血液化膿”改名為平實的“白血病”，很難說反映了命名者的科學天才。但是，這對“理解白血病”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種疾病在剛剛被發現的時候，人們對它的理解只是一個脆弱的想法、一朵溫室裡的花，深深地受到了其名稱和分類的影響。［一百多年後的20世紀80年代初期，另一種疾病的名稱改變――從“同性戀相關免疫疾病”（gayrelated immune disease，GRID）變成了“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徵”（acquire dimmunede ficiencysyndrome，艾滋病AIDS），標誌著人類對該病的認知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魏爾嘯像貝內特一樣不瞭解白血病。但是，他沒有像貝內特那樣不懂裝懂，他的見解完全出自於“負面效應”（negative）的視角。他抹掉黑板上所有的先入之見，清理出了一片可供思考的天地。
這個謙遜的名稱（及其內含的對病因的謙虛理解）集中反映了魏爾嘯的醫學方法。魏爾嘯身為維爾茨堡大學的年輕教授，其工作成就很快便超越了對白血病的命名。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病理學家，他開啟了一項以簡單的細胞學術語來描述人類疾病的計劃，這項事業將耗盡他一生的時間。
這項計劃因挫折而誕生。魏爾嘯於19世紀40年代初進入醫學界，當時，幾乎每一種疾病都歸因於某種無形力量的作用：瘴氣、神經症、敗壞的體液、歇斯底里。這些看不見的東西，令魏爾嘯備感困惑，他轉而以無比的熱忱來研究他所能觀察到的――顯微鏡下的細胞。1838年，在德國工作的植物學家馬蒂亞斯-施萊登（Matthias Schleiden）和生理學家西奧多-施萬（Theodor?Schwann）主張，所有生物體是由被稱為“細胞”的基礎材料構建而成的。魏爾嘯借用這種思想，並把它發揚光大，創建了一種人類生物學的“細胞理論”。它立足於兩個基本原則：首先，像所有動物和植物一樣，人體是由細胞組成的；第二，細胞只能來自於其他細胞，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細胞來自於細胞”（omnis cellulae cellula）。
這兩項原則看似簡單，卻能夠使魏爾嘯就“人類生長的本質”問題，提出一個至關重要的假說。如果細胞只能起源於其他的細胞，那麼“生長”就只能以兩種方式發生：或者通過增加細胞數量，或者通過增大細胞體積。魏爾嘯把這兩種方式分別稱為“增生”（hyperplasia）與“肥大”（hypertrophy）。“肥大”發生時，細胞數量並未改變，而僅僅是每一個單細胞的體積都發生了增大，就像一隻氣球被氣吹起來了。與此相反，“增生”則是由於細胞數量增生而成長。每一種人體組織的生長，都可以用增生和肥大這兩個術語來描述。在成年動物中，脂肪和肌肉通常是通過“肥大”來生長的。相比之下，肝臟、血液、腸道和皮膚，都是通過“增生”來成長的――細胞變成細胞，變成越來越多的細胞（omnis cellula e cellula e cellula）。
這個解釋頗具說服力，並且引發了一種新的認識――不僅是對細胞“正常生長”的新認識，也是對“病理性生長”的新認識。病理性生長也像正常生長一樣，可以通過肥大和增生而實現。當心肌受迫推動一個堵塞的大動脈出口時，它常常讓每一個肌肉細胞都變得更大，以製造更大的力量，最終導致心臟生長得過大，以至於可能無法正常發揮功能，這就是病理性肥大。
相反的，並且對本書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魏爾嘯很快就碰巧發現了典型的病理性增生――癌症。通過顯微鏡觀察腫瘤的生長，他發現了細胞的不受控制的生長――極端形式的增生。魏爾嘯檢查癌變結構的時候，發現這種生長往往似乎自己有了生命，細胞就好像被一種神秘的新力量驅動著生長。這不僅是通常意義上的生長，而是另一種重新定義的、新形式的生長。雖然魏爾嘯並不理解這種生長所依賴的機制，但是他頗有先見之明地把其稱為“瘤形成”（neoplasia）――一種新的、難以解釋的、扭曲的增長，一個迴響在整個癌症歷史中的詞彙。
魏爾嘯於1902年去世時，新的癌症理論已經慢慢地從所有這些觀察中整合提煉出來。癌症是一種病理性增生導致的疾病，癌變的細胞獲得了自由分生的意志。這種異常的細胞分裂失控，造成組織塊（腫瘤）入侵人體器官、破壞正常的組織。這些腫瘤也會從一個部位散佈到另一個部位，如在骨骼、腦、肺等距離該病灶相對較遠的部位出現病症，這種現象被稱為“轉移”。癌症有多種不同的形式：乳腺癌、胃癌、皮膚癌、宮頸癌、白血病和淋巴瘤等。但就細胞層面而言，所有這些疾病都與之息息相關。在每一種病症下，細胞都有相同的特徵：失控的病理性細胞分裂。
有了這樣的認識，19世紀80年代後期，研究白血病的病理學家重新回到了魏爾嘯的工作軌跡――白血病不再是“血液化膿”，而是血液中的“瘤形成”。貝內特的早期幻想，引發科學家們創造出一個幻想的領域――他們去白血病細胞中尋找各種看不見的寄生物和細菌（並且還盡善盡職地找到了）。但是，一旦病理學家停止尋找傳染性病因，重新調整顯微鏡聚焦於這種疾病，就發現白血病細胞和其他形式的癌細胞之間具有明顯的類同性。白血病是一種血液中白細胞惡性增殖的疾病。它是熔融的、液態形式的癌症。
有了這種開創性觀察，白血病研究突然變得清晰起來，並且突飛猛進。20世紀初，醫學界已經清楚白血病具有幾種形式：它可能是慢性平緩發展的，緩慢地腐蝕骨髓和脾臟，如魏爾嘯遇到的原始病例（後來被稱為慢性白血病）；或者可能是急性劇烈的，彷彿在“人格”上是一種截然不同的疾病――突然的發熱、陣發性出血，以及令人瞠目的細胞快速增生，這是貝內特的患者情況。
第二種形式被稱為急性白血病，根據所涉及的癌細胞類型，又進一步分為兩個亞型。正常血液中的白細胞，可大致分為兩種類型的細胞――髓樣細胞與淋巴細胞。急性髓細胞性白血病（AML）是髓樣細胞的癌症。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ALL）是不成熟的淋巴細胞的癌症（較成熟的淋巴細胞的癌症被稱為淋巴瘤）。
兒童中，最常見的白血病是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它幾乎總是迅速而致命。1860年，魏爾嘯的學生邁克爾-安東-比爾默（Michael Anton Biermer）描述了已知的第一例這種形式的兒童白血病。五歲的瑪麗亞-斯派爾（Maria Speyer）精力充沛、活潑俏皮，是維爾茨堡一位木匠的女兒。因為在學校裡昏睡，並且皮膚上出現血色的瘀傷，她被帶到診所就診。第二天早上，她的頸部僵硬，開始發燒，於是家人促請比爾默來家中訪診。那天晚上，比爾默抽取了瑪麗亞的靜脈血液，藉著燭光在顯微鏡下觀察血液塗片，發現其中有數以百萬計的白血病細胞。瑪麗亞斷斷續續地睡到深夜。第二天黃昏，當比爾默興奮地向同事們展示“一個精緻的白血病病例標本”的時候，瑪麗亞口吐鮮血，陷入昏迷。待比爾默當晚再次去她家訪診時，孩子已經死亡幾個小時了。從首發症狀到診斷到最後死亡，病情的發展迅猛、無情，持續了還不到三天。
雖然卡拉的病情發展遠不如瑪麗亞？斯派爾的那樣來勢洶洶，但它本身也甚為駭人。一般而言，成人每毫升血液中約有5000個白細胞。但卡拉每毫升的血液中有9萬個白細胞――幾乎是正常水平的20倍。其中95％是原始造血細胞――以瘋狂的速度產生的惡性淋巴樣細胞，但它們卻無法成長為成熟的淋巴細胞。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和其他癌症一樣，癌細胞過量增生的同時，正常細胞的成長也莫名地終止。於是產生了過多的淋巴樣細胞，但因之不能成熟，它們無法履行其對抗細菌的正常功能。卡拉雖有過量的淋巴細胞，但卻免疫力低下。白細胞是在骨髓中產生的。我在初次見到卡拉的第二天上午，在顯微鏡下看見了她的骨髓穿刺活檢樣本，發現它極不正常。骨髓雖然表面上看是無定形的，但事實上，骨髓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組織，是成人的造血器官。通常情況下，骨髓活檢含有“骨針”，這些“骨針”正是血細胞生長的島嶼――培養新血液的苗圃。在卡拉的骨髓中，這個組織已被完全摧毀。一波又一波的惡性原始細胞充滿了（骨）髓隙，覆蓋了所有的骨骼和組織，沒有留下任何造血的空間。
卡拉處在“生理深淵”的邊緣。她的紅細胞計數降得太低，已無法進行充分的氧氣供應（現在回想起來，她的頭痛，是缺氧的第一個跡象）。她的血小板（負責凝血的細胞）已經崩潰到幾乎為零，導致了她身體上的瘀傷。
她的治療需要非凡的技巧，需要進行化療來殺死白血細胞，但是化療同時會大量消滅殘存的正常血細胞。為了拯救她的生命，我們要把她推入深淵之淵。對卡拉來說，唯一的出路，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
1903年（魏爾嘯在柏林去世一年後），西德尼-法伯出生在紐約州的水牛城。他的父親西蒙-法伯（Simon Farber）在波蘭時是船員，19世紀末移民美國，從事保險代理的工作。這個家庭住在城東邊一個封閉、保守的猶太社區，與經濟不穩定的店主、工廠工人、簿記員和商販為鄰。老法伯望子成龍，為孩子們的學業設立了很高的標準。他們在樓上可以使用猶太人的意第緒語，但在樓下只許說德語和英語。老法伯經常把一些課本帶回家，散放在飯桌上，希望每個孩子選擇一本書熟讀，然後為他做詳細的讀書報告。
西德尼-法伯在14個孩子中排行老三。他在這種高期望的環境中茁壯成長。在大學裡，他主修了生物學和哲學。其間，他靠著在音樂廳演奏小提琴半工半讀，完成了自己的大學學業，於1923年從水牛城大學畢業。由於能說一口流利的德語，他得以先後在德國海德堡和弗賴堡接受醫學訓練，表現出色。第二年，他擠進了波士頓哈佛醫學院，成為一名二年級醫學生（從紐約中轉海德堡，回到波士頓――這種繞彎的求學路線，當時並不少見。20世紀20年代中期，猶太學生往往發現自己沒有機會進入美國醫學院，於是他們經常在歐洲，甚至德國的醫學院取得成功之後，再返回故土美國學習醫學）。法伯以一名外來的轉學生身份進入哈佛大學，同學們發現他為人傲慢，令人難以忍受。而他自己也備受折磨，因為他要重修已經學過的課程。他為人一本正經、嚴謹、細緻，裝束和行事又拘泥刻板，風度威嚴。因為有上課時穿正式西裝的癖好，他很快就獲贈綽號“四扣西德”。
20年代晚期，法伯完成了病理學的高級培訓，在波士頓兒童醫院擔任該院第一位全職病理學家。他完成了一部出色的兒童腫瘤分類研究報告，以及一本教科書――《屍檢》（The Post mortem Examination）。它被人們普遍奉為該領域的經典之作。30年代中期，他已經是一名傑出的病理學家，牢牢地困在醫院的後巷裡，被人稱作“給死人看病的醫生”。
然而，法伯內心翻滾著治病救人的渴望。1947年夏天，他坐在地下室的實驗室裡，突然腦海裡靈光一閃。在所有的癌症中，他要選擇把注意力重點放在最古怪、最無望的病種上面――兒童白血病。根據他的推斷，要理解整個癌症，你需要從它複雜的底部開始，也就是它的“地下室”。而白血病，儘管有許多特質，卻也有一項獨特的誘人之處――它是可以計量的。
科學始於計數。要理解某一現象，科學家必須首先描述它；為了客觀地描述它，就首先必須對它進行測量。如果癌症醫學要轉變成一門嚴謹的科學，就需要對癌症進行某種形式的測量――用某種可靠的、可重複的方式來進行計量。
在“可測量”這一方面，白血病幾乎有別於所有其他類型的癌症。在CT掃描和核磁共振這些手段問世之前，對於肺內或乳房內的固體腫瘤的大小變化，幾乎不可能進行數值測量――你無法測量你看不到的東西（除非進行外科手術）。但白血病細胞，在血液中自由浮動，可以像測量血細胞那樣容易地進行計量――只需提取血液或骨髓的樣本，然後放到顯微鏡下觀察即可。
法伯推斷：如果可以對白血病細胞進行計數，那麼任何治療手段，比如把一種化學物質置入血液循環，其在患者體內產生的效力都可以得到評估。他可以觀察到血液中細胞的生死，並用它來衡量用藥的成與敗。他可以對癌症開展一項“實驗”。
這一想法在法伯腦海裡揮之不去。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年輕的生物學家們深受觀微知著思想的激勵。因為從簡單入手、自下而上的研究，能對複雜性達成最好的理解。如細菌這樣的單細胞生物將揭示如人類這般大型多細胞動物生命的運作。1954年，法國生物化學家雅克？莫諾（Jacques?Monod）隆重宣佈：大腸桿菌（一種微小的細菌）所揭示的真相，也必定適用於大象。
對於法伯來說，白血病就代表了這種生物範式。從這個簡單的“非典型野獸”入手，他能深入探索其他更為複雜的癌症世界；細菌也可以教他如何來思考大象。法伯天生就是一位反應敏捷的直覺型思想家。在這裡，他同樣憑著本能快速做出了判斷。那個10月的早晨，從紐約寄來的包裹正在實驗室裡等他。他撕開包裹，拿出裝有化學品的玻璃瓶，同時幾乎沒有意識到，他正在揭開一席對於癌症全新思考的大幕。
比斷頭臺還嗜血的怪物”
白血病的醫學意義，一直與其高發病率不相稱……事實上，在治療全身系統性白血病時所遇到的問題，為整個癌症研究指明瞭所要採取的大方向。
――喬納森-塔克（Jonathan Tucker）
《艾莉：對抗白血病的孩子》（Ellie, AChilds Fight Against Leukemia）
對已擴散的癌症進行的治療，成功的很少……往往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腫瘤越長越大，而病人越變越瘦小。
――約翰？拉斯洛（John Laszlo）
《兒童白血病的治療：進入奇蹟時代》
（The Cureof Childhood Leukemia, into the Ageof Miracles）
西德尼？法伯接到化學品包裹之際，正值醫學史發展的一個關鍵時刻。20世紀40年代末，在全美各地的實驗室和診所中，新發明的藥品滾滾而來。其中最具標誌性的是抗生素，如在“二戰”期間被利用到窮盡的珍貴藥品青黴素（1939年，青黴素要從用藥患者的尿液中重新提取、回收，再次提煉出每一顆珍貴的藥物分子）。但到了50年代初期，青黴素的產量達到了幾千加侖。1942年，默克公司發出的第一批青黴素雖僅有5。5克，卻是美國庫存抗生素的一半。十年後，青黴素得以高效地大批量生產，每一支的價格已降至4美分，僅為半加侖牛奶成本的1/8。
新的抗生素也隨青黴素接踵而來：1947年，推出氯黴素；1948年，四環素。1949年冬天，又一種神奇的抗生素――鏈黴素，從一個養雞場院落的菌塊中提取出來，《時代》週刊（Time）在其封面上驚呼：“良藥就在自家後院。”在兒童醫院偏僻的一角有一座紅磚建築，這就是法伯私人的後院，微生物學家約翰？恩德斯（John?Enders）在那裡用旋轉的塑料瓶培養脊髓灰質炎病毒。在此基礎上，薩賓（Sabin）和索爾克（Salk）將實驗成果推向高潮，培養出了脊髓灰質炎疫苗。新的藥物在以驚人的速度相繼出現：到了1950年，有一半以上的常用藥品在十年前都是聞所未聞的。
也許比這些神奇藥物意義更重大的，是發生在公眾健康和衛生領域的變化大大改變了美國的疾病面貌。原本可以在幾星期內造成整個地區人口大量死亡的傳染病――傷寒，隨著幾座城市大力改善市政供水、清潔水源，逐漸消失了。就連肺結核這種19世紀臭名昭著的“白色瘟疫”，其發病率也急劇下降。從1910年到1940年，肺結核發病率下降了一多半，這主要是由於衛生條件的改善和公共衛生的努力。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從47歲增長到了68歲。這種壽命的大幅度增長，超過了以往幾百年成就的總和。
“二戰”後醫學取得“橫掃天下”的勝利，說明了在美國人的生活中，科學和技術具有引發變革的偉大力量。醫院如雨後春筍一般湧現――從1945年到1960年，在全國範圍內興建了近千家新醫院；1935年至1952年之間，求醫患者的人數從700萬增加到了1700萬，增長了兩倍多。隨著醫療護理條件的顯著改善，人們對“治癒疾病”也寄予了更大的期望。正如一位醫學院學生觀察到的：“當醫生告訴病人他的病情無藥可治時，病人難免覺得受到了冒犯，甚至會懷疑醫生是不是已經落伍了。”
居住在衛生的郊區新城的年輕一代，夢想著“有病皆愈”――沒有疾病、沒有死亡的人生。他們受到“人生天長地久”的催眠，盡情地享受耐用消費品，如船一樣大的斯圖貝克汽車（Stude bakers）、人造絲的休閒西服、電視機、收音機、度假別墅、高爾夫俱樂部、烤肉、洗衣機。在長島的土豆田裡建起來的郊區定居點萊維敦（Levit town）就是這樣一個象徵性的烏托邦；在人們的焦慮排行榜上，“疾病”已經落在了“養育子女”和“財務問題”之後，排在第三名。事實上，“養育子女”成為了一項當時前所未有的舉國事業，生育率穩步攀升，1957年，在美國每七秒就有一名嬰兒出生。如同經濟學家約翰？加爾佈雷思（John?Galbraith）所描述的“富裕社會”同樣被人們想象為一個永遠年輕、永葆健康的無敵社會。
然而在所有的疾病中，癌症卻拒絕跟隨“前進的步伐”。如果腫瘤純粹只是局部性的（即侷限於單一器官或部位，可以由外科醫生切除），那麼它尚有被治癒的機會。這些步驟後來被稱為“切除”，是19世紀“外科手術大進步”所傳承下來的遺產。比如，一個孤立的惡性乳房腫塊，可以通過“根治性乳房切除術”進行切除。這是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偉大的外科醫生威廉-霍爾斯特德於19世紀90年代首創的技術。隨著20世紀初X射線的發現，放射線也可以被用於殺死局部位置上的腫瘤細胞。
但是從科學上來講，癌症仍然是一隻黑箱。最佳治療法是把這種神秘實體整個切掉，而不是用較深邃的醫療見解進行治療。醫生治癒癌症（如果可以治癒的話）只有兩種手段：手術切除腫瘤或用放射線燒灼――在灼熱射線與冰冷刀具之間做出選擇。
1937年5月，幾乎在法伯開始化學藥物實驗的整整十年前，《財富》（Fortune）雜誌公佈了它對癌症醫學做的所謂“全景調查”。報告非常令人不安地說：“令人吃驚的事實是：不論是治療還是預防，都沒有引入新的治療原理……對該病的治療方法已經更高效、更人性化了，技術精湛的現代無痛手術，已經取代了無麻醉劑、亦不消毒的原始手術。用X射線和激光進行的輻射治療，取代令過去幾代患者痛徹骨髓的咬食腐蝕劑的手段……但事實上，癌症的‘治癒’仍然只依靠兩個原理――去除和破壞病變組織（前者通過手術，後者通過X射線），尚未證明有其他治療手段。”
《財富》雜誌這篇文章的標題為《癌症大黑暗》。作者認為“黑暗”指的不僅是醫學上的黑暗，也同樣來自於政治。抗癌醫學之所以“卡殼”，不但是卡在“環繞癌症的醫學謎團”上面，也卡在“對癌症研究的全面忽視”這一環節。“在美國，致力於基礎癌症研究的基金會不超過二十幾家。提供的經費也從500美元到200萬美元不等。但其總值肯定不會超過500萬美元……而大眾卻樂於一下午就花費這筆總值的1/3去觀看一場大型的橄欖球比賽。”
與科研經費的停滯狀態相比，癌症本身的迅速崛起更令人印象深刻。在19世紀的美國，癌症肯定已經存在並且被注意到了，但是，當時癌症在很大程度上仍潛伏在眾多常見疾病的陰影之下。1899年，水牛城的著名外科醫生羅斯威爾-帕克（Roswell Park）認為，癌症總有一天會超越天花、傷寒、肺結核，成為全國最主要的死亡原因。這一言論當時被視為“危言聳聽”，是一個日夜都在做癌症手術的人的誇張揣測。然而，在這個十年結束的時候，帕克的言論變得越來越具有可信度，且越來越像“先見之明”。當時，傷寒除了一些零星的爆發，正變得越來越罕見；天花病例也逐漸絕跡，到1949年，它在美國完全消失。而與此同時，癌症已經超越了其他疾病，在“奪命殺手的階梯上”一路攀升。從1900年到1916年，癌症的死亡率增長了29.8％，略高於結核病；到1926年，癌症已成為全美第二常見的死因，僅次於心臟疾病。
向全民呼籲建立一個全國性應對癌症方案的並不僅僅有《癌症大黑暗》這一篇文章，1937年5月，《生活》（Life）雜誌也發佈了自己的“討癌檄文”，傳達了同樣的緊迫感；在當年4月和6月，《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就“癌症發病率上升”先後發表了兩份報告。當1937年7月“癌症”出現在《時代》週刊上的時候，人們對“癌症問題”的興趣，就像一個瘋狂的傳染源，在媒體上激烈地蔓延。
在美國，自從20世紀初，就不斷有人呼籲“建立一個系統性對抗癌症的國家響應機制”。1907年，一群癌症外科醫生聚集在華盛頓威拉德飯店，成立了一個新的組織――美國癌症研究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向國會爭取更多的資金用於癌症研究。1910年，在該組織的遊說下，塔夫脫總統向國會提議建立癌症研究的國家實驗室。儘管該計劃起初贏得了人們的關注，但是幾經嘗試之後，由於缺乏政治上的支持，這一計劃在華盛頓被擱置起來。
20年代末，塔夫脫做出提案的十年之後，癌症研究領域找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新鬥士――馬修-尼利（MatthewNeely）。這位來自西弗吉尼亞州費爾蒙特的律師，個性堅韌、為人熱情，第一次入選參議院。尼利雖然在政治科學方面經驗較少，但已經注意到在過去十年中，癌症死亡率的顯著增加――從1911年的7萬人達到1927年的11。5萬人。尼利請求國會撥款500萬美元，獎勵“能夠阻止人類癌症的任何研究信息”。
這樣一個淺薄的提議，相當於在警長辦公室裡掛上一幅通緝犯的照片，當然只能招來淺薄的反應。在幾個星期內，尼利在華盛頓的辦公室就被數以千計的信件淹沒了，從江湖醫生到信仰治療師都紛紛推銷自己的“治癌良方”：面膜、補藥、油膏、塗油手帕、藥膏、聖水……這些反饋激怒了國會，最終批給了尼利的“癌症防治法案”5萬美元，近乎鬧劇似地將其預算砍到了只有之前所要求數額的1％。
1937年，不屈不撓的尼利再次入選參議院，併發起了又一次全國性抗癌運動。這次他不再是孤軍奮戰，而是跟參議員荷馬-伯恩（Homer Bone）和眾議員沃倫-馬格努森（Warren Magnuson）採取聯合行動。到這個時候，癌症已經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財富》和《時代》週刊的文章激起了公眾的焦慮和不滿，而政治家們則急於表現出具體的回應。同年6月，參眾兩院舉行了一次聯席會議，共同起草了一項立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經過初步的聽證，該法案在國會火速通過了各種程序，於1937年7月23日得到一致通過。兩週後，8月5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國家癌症研究所法案”（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Act）。
該法案催生了一個國家級科學機構――國家癌症研究所（NCI）。該機構旨在協調各類癌症研究與教育。研究所設立了一個科學家諮詢理事會，成員來自各大學和醫院。地點設在距離首都只有幾英里的郊區貝塞斯達（Bethesda），研究所擁有最先進的實驗室、閃閃發光的大廳和會議室、綠葉覆蓋的拱廊和花園。1938年10月3日，在為實驗室建設破土動工之際，伯恩參議員信誓旦旦地宣佈：“國家正集結全力征服癌症，這是有史以來鞭笞人類的最大禍害。”經過近20年幾近徒勞無功的努力，一個“協調性對抗癌症的國家響應機制”似乎終於走上了正軌。
所有這一切都在朝正確方向邁出勇敢的一步，但這一步生不逢時。1938年初冬，貝塞斯達的國家癌症研究所園區剛剛啟動幾個月，世界就風雲突變，對抗癌症的鬥爭被另一種戰爭帶給世人的震撼所掩蓋。這一年的11月，納粹軍隊在全德國展開反猶太人的行動，將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趕進集中營。冬末，亞洲和歐洲各地爆發了軍事衝突，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揭開序幕。到了1939年，這些小規模衝突導致了戰爭全面爆發，1941年12月，美國也捲入了全球戰火，再難脫身。
戰爭需要國家大幅調整“優先事項”的安排。國家癌症研究所曾希望把在巴爾的摩的美國海軍醫院，改組為臨床癌症中心。隨著戰爭的爆發，該醫院被迅速改建成了一所戰地醫院。科研經費停滯，被分流到與戰爭直接有關的項目。科學家、遊說者、內科醫生和外科醫生，從公眾關切的“雷達屏幕”上消失了。一名研究人員回憶說：“大多數人都銷聲匿跡，他們的貢獻通常在訃告中才能看到。”
人們也差點為國家癌症研究所寫了“訃告”！國會承諾對“系統性抗癌響應機制”投入的資金從未兌現，國家癌症研究所也被打入“冷宮”。40年代，研究所雖然配備了可以想象到的所有現代化設施，但是景色煥然的園區卻淪為了一座“科學的鬼城”。一位科學家開玩笑地稱它是“一處美好、安靜的鄉間僻壤。那些日子裡在陽光充足的大窗戶下迷迷糊糊地打盹兒很是愜意”。
大眾對癌症的吶喊也陷入了沉默。經過媒體簡短而混亂的注意之後，癌症再次成為一種只能小聲嘀咕、沒人公開談論的疾病。50年代初，身為乳腺癌倖存者，同時也是抗癌倡導者的範妮-羅斯諾女士（Fanny Rosenow）致電《紐約時報》，要求刊登女性乳腺癌患者支持團體的廣告。電話接通了，令人費解的是，接電話的是該報的社會版編輯。當羅斯諾提出要求刊登她的聲明之後，只聽到電話另一頭長時間的沉默。然後對方說：“對不起，羅斯諾女士，但《紐約時報》不能在版面上刊登‘乳’或者‘癌’這兩個詞。”
“也許，你可以說將召開一個關於胸壁疾病的會議。”編輯繼續說。
羅斯諾大為反感，掛斷了電話。
法伯在1947年進入“癌症世界”時，十年前的輿論浪潮已完全消退。癌症已再次成為一個政治上無聲的疾病。在兒童醫院通風良好的病房內，醫生與患者正在進行著一場僅屬於他們自己的癌症戰爭。而在樓底下的通道里，法伯則以他的化學品和實驗，開啟了一場一個人的戰鬥。
這種孤立反而是法伯取得早期成功的關鍵。法伯與公眾監督的聚光燈絕緣，促使他可以針對令人困惑的“癌症版圖”中的一小片進行研究。白血病是疾病中的一個“孤兒”――內科醫生拋棄了他，因為無藥可救；外科醫生拋棄了他，因為誰也不能對血液開刀。用一位醫生的話來說，“從在某種意義上講，在‘二戰’以前，白血病甚至算不上是癌症”。這種疾病寄生於疾病王國的“邊陲”，是一個潛伏在學科之間和科室之間的“賤民”――恰與法伯本人同病相憐。
如果說白血病“屬於”某一個領域的話，那就是對正常血液進行研究的血液科了。法伯認為，如果要找到對這一疾病的治療方法，就應該從血液研究入手。如果他能發現正常血細胞是如何形成的，就能倒過來找出阻止異常白血病細胞生長的途徑。於是，他的策略是採用“從正常到異常”這種方法，“反向”對抗癌症。
法伯對正常血液知識的瞭解大多得自於喬治-邁諾特（George Minot）。邁諾特身材消瘦、頭頂漸禿，眼窩深陷但目光銳利，舉手投足頗有貴族氣質。他管理的實驗室位於波士頓的哈里森大街一座有柱廊的磚石建築中，距離朗伍德大街那一大片包括兒童醫院在內的醫療建築群僅數英里之遙。就像許多哈佛大學的血液學家一樣，法伯在加盟兒童醫院之前，曾於20年代在邁諾特那裡接受過短期培訓。
每十年，都有一個獨特的“血液之謎”。在邁諾特的時代，這個謎題是惡性貧血症。“貧血”是紅血細胞的缺乏，最常見的形式就是缺乏生成紅細胞的關鍵養分――鐵。但是，邁諾特所研究的這個“貧血症”變種――惡性貧血，並不是由於缺鐵引起的（事實上，它的名字來源於固執地採用“補鐵”來治療貧血的標準療法）。患者被喂入難以下嚥的混合食物――半磅雞肝、半熟的漢堡包、生豬胃，甚至還有一次吞下了邁諾特的一位學生反流的胃液（伴有黃油、檸檬和香菜做調料）。最終1926年，邁諾特及其研究組令人信服地得出結論：造成惡性貧血的原因，是缺乏一種關鍵的微量營養素，一種後來被確定為維生素B12的單分子。因為這一開創性工作，邁諾特和他的兩位同事榮獲了1934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邁諾特證明，只要引入一種單分子就可以治療這種複雜的血液系統疾病，使血液恢復正常。血液這種器官，其活動的開與關，是由“分子開關”控制的。
